埃博拉病毒是最具传染性及致命的病毒之一，感染者的死亡率可以高达90%，而受影响的社群亦会陷入恐慌之中。今次疫情极为严峻，感染个案在地域上从未如此分散，而疫情持续的时间和病人数字都是前所未见的。世界卫生组织指自三月疫情爆发至今，已经有20,741宗感染或疑似个案和8,234人死亡*。

 

无国界医生的紧急队伍正继续尽全力对抗埃博拉疫情。自3月起展开抗疫工作，目前无国界医生有超過3,400名救援人员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马里工作，治疗不断增加的病人。自3月以来，无国界医生已接收超过7,600名病人，当中约4,700人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2,100人已康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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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针对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至今仍然零散不齐而且进度缓慢，大部分实际的前线工作仍然由当地人民、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进行。无国界医生今天警告，国际社会响应本已开始得太慢，如今不能因没有适当调整的应对工作，再度令抗疫工作失败。

 

无国界医生在三个月前呼吁拥有应对生物灾害能力的国家，紧急派出人手和物资到西非，而目前三个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均已获得国际社会的一些援助。不过，外国政府仍然将注意力集中在资助或兴建埃博拉治疗中心，但把为设施配备员工的工作留给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当局、当地医护人员和非政府组织。受影响国家的有关部门已透过一切可行的方法，领导应对疫情的工作。

 

无国界医生（国际）主席廖满嫦医生说：“培训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的医护人员，让他们可以安全地运作治疗中心，需要好几星期。虽然无国界医生和其他组织也一直提供培训，但这个瓶颈已带来重大的延误。”她续说︰“令人非常失望的是，拥有生物灾害应对能力的国家，竟选择不去动用这些资源。国际社会怎能把应对埃博拉疫情这个跨国威胁的工作，留给医生、护士和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

 

横跨整个地区，仍有地方没有适当的设施去隔离和诊断病人。例如在利比里亚郊区病毒传播活跃的地方，并没有交通设施可以运送化验室样本。在塞拉利昂，很多人致电该国的埃博拉热线报告疑似个案，但只被吩咐把病人隔离在家。

 

同时，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其他必要元素，例如提高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和社区的认受性、安排安全埋葬、追踪曾与感染者接触人士、警报和病毒监察系统等，在西非的部分地区仍然不足。例如在疫情仍持续扩散的几内亚，提升社区意识的工作仍然十分薄弱，特别是当地的疫情应对工作在8个月前已经展开。不过，一些国际援助提供者似乎无法就多变不稳的情况作出迅速调整，按需要转移工作重点。

 

廖医生说：“控制埃博拉疫情不止于隔离和护理病人。当有新的个案出现时，该地区便要落实全套工作。参与应对工作的各方必须保持灵活，能够在西非地区上，随时随地按照最紧急的需要分配资源。”她续说︰“人们仍然因为这场疫症而可怕地死去，至今已有数以千人被夺去生命。我们不能松懈，令情况演变成“双重失败”：应对工作本已开始得缓慢作，最后更因没有获适当调整而再次失败。”

 

在塞拉利昂，无国界医生分别在博城和凯拉洪，共设有两间埃博拉治疗中心，有超过1400名员工在工作。

 

凯拉洪的治疗中心于2014年6月26日成立，至今接收到600多位确诊病人，当中292人已经康复。

 

 

斯华蔚自7月起在无国界医生位于凯拉洪的治疗中心担任精神健康主任。

 

我作为辅导员的角色，就是去安慰病人、与他们倾诉、聆听他们的恐惧和忧虑，和向他们解释治疗中心的内部情况。

 

当新病人到达中心时，我和同事们会迎接他们，并让他们知道我们会在中心帮助他们。我亦会询问他们曾接触过的人士，并尝试追踪这些人以作进一步检测。

 

每一天我都会查看那些没有离开病床或帐篷的病人，留意他们会否出现放弃或认为自己活不下去的迹象。当我发现时，我会和他们倾谈，告诉他们绝不能放弃，一定要进食、饮水、保持身体水份、尝试坐起来，和走到帐篷外面接触阳光。

 

当病人是儿童时，我们的工作会更加困难，因为他们往往太虚弱，但又不是常常找到成年人在中心内愿意照顾他们。有些小孩虽然康复或病毒测试呈阴性，但其家人不幸离世，我们在联络其他亲友照顾他们时，我们只能送他们临时托管中心暂住，那是一间专为家人因埃博拉病逝世而成为孤儿的儿童所设的中心。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小孩，到底他们的将来会怎样？

 

我亦会与正在康复阶段的病人聊天，对他们而言最差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但他们的恐惧和忧虑与病重的人士有所不同，我会聆听他们的话，安慰和鼓励他们，并告诉他们未来、家人和朋友都正在等候他们。

 

每当有病人康复出院，都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我们会给予康复人士一张证书、一些必须用品和一套新衣服，因为他们入院时的衣服和所有个人物品都要全部留下。在一片欢呼声和握手祝贺之下，我们的健康推广队伍会送他们回家。

 

有时居民并不欢迎康复者回到所属的社区，而他们的朋友仍然害怕与他们接触。遇上这些情况，康复者会联系我，我会告诉他们应为自己感到骄傲，不畏惧和不用理会他人闲言闲语，因为他们已经康复了。

 

面对着病人的离世的确使我很难过，尽管医护人员尽力抢救，病人仍被病毒所打败。而我的职责就是与死者的家人联络，告知他们消息及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出席葬礼，这是我工作中最艰难的一环。

 

 

2014年3月在几内亚爆发时，我正在邻国塞拉利昂，为无国界医生工作，在博城区的一所医疗中心任职护士。塞拉利昂于五月出现首宗埃博拉病例，其实那只是迟早的事。于是无国界医生在塞拉利昂、接壤几内亚的边界城镇凯拉洪（Kailahun），亦即是塞拉利昂首宗确诊个案出现的地方，清除丛林，腾空地方，以便设置一间埃博拉治疗中心。该中心启用后仅仅几天，病人数目已远超负荷。

 

我8月份获派到凯拉洪，当时中心80张床位已经爆满了，我们需要扩展以容纳更多病人。

 

我主要负责感染控制，其中一项工作是训练员工。大家可以想象一位锐利目光的老师，审视着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错误，这就是我在凯拉洪的工作。

 

在对抗埃博拉疫情时，须谨守以下两项重点：百分百遵循守则指引和运用常识。即使是细微失误都绝不能容许。

 

我需要确保隔离病房的设置安排，符合无国界医生的对抗埃博拉指引，以防止交叉感染。我要在中心不断提醒及确保同事们没有忘记相关守则，以确保他们的健康和安全得到保障。

 

在中心内，氯化水是每个人的好朋友，每天我们用它洗手数百次，和严格遵守“不接触守则”──即是严禁拥抱、握手和接吻等等这些我平时常做的事。

 

工作人员是严禁单独进入隔离病房的。在进入隔离病房之前，我需要穿上全套保护衣物：黄色厚保护衣、多层手套、靴子、护目镜、口罩、头罩、围裙等，而助手会从旁监察整个穿着过程，确保我没有半点皮肤外露。因为保护衣物十分厚，加上当地没有空调，气温高达35度，穿上保护衣的你会大量流汗，所以我们最多只能在隔离病房工作30至45分钟。当汗水开始流入我的双眼时，这就是警号提醒我该离开隔离病房了。

 

前来求医的病人数之不尽，他们很多来自塞拉利昂东部的不同村庄。我们由早上六时开始工作，收集病人的血液样本作化验，直到很晚才休息。

 

每天我们都会点算尸体，我对此可说是百感交集，既忧虑又悲伤，但我更感到有责任去努力工作，去支持和照料病人。由于现时没有治愈埃博拉的方法，我们只能给予病人支持性的治疗，治疗病人的病征以减轻其痛苦。我们能做到的，仅是舒缓病毒带给他们的痛苦，让他们重拾人的尊严，并展示我们对他们的关怀与尊重，不管他们是生、是死。

 

但叫人欣慰的是，我们也有病人能康复，在医疗中心内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看着病人带着微笑和健康的身体离开中心，他们是我们工作的原动力。

 

帕内斯（Honney Maymor Panes）是来自菲律宾的急诊科护士，自2013年起加入无国界医生，今年11月她将会出发，前往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执行另一个埃博拉救援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