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逃离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推进的前线之前,巴罗伊在伊拉克南部摩苏尔(Mosul)萨拉姆(Salam)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担任专科护士。2014年6月,当激进 组织 攻占了他们的家乡,他及家人向北逃亡至75公里远的达霍克(Dohuk)市。
萨达是由反政府的胡塞(Houthi)军队所控制的地区,几乎每天都受到联军的空袭。这些空袭很多时都十分接近我们的设施,我们可以清楚感受到爆炸的威力。不论昼夜,我都会听到战机丶爆炸和空袭的声音。有一次,我还看到附近一栋建筑物在遭受轰炸後冒出灰尘和烟雾。听到和目击炸弹就在附近爆炸,确实令人产生很大压力,但我们必须集中精神工作。 作为一名护士主管,我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管理急症室。在我参与救援任务的7星期间,我们的医院处理过至少4宗重大伤亡事故──其中一次有41名伤者在6小时内涌到医院。
埃查比(Nora Echaibi)是一名无国界医生的护士。她自2015年4月开始在也门的亚丁(Aden)丶萨那(Sana’a)丶加泰拜(Qataba)丶达利 (Ad-Dhale)工作,现在在塔伊兹镇(Taiz)工作。 自去年9月起,我们一直努力尝试,却仍无法进入在塔伊兹镇(Taiz)里现时被安萨卢拉(Ansarallah,即胡塞)围困的地区,以提供医疗护理支援。我们在周日(1月3日)做了今年的第一次尝试,也是我们第一次没有带着物资的尝试。
星期六凌晨昆都士创伤医院被系列轰炸击中时,无国界医生的护士杰克斯(Lajos Zoltan Jecs)正在现场,他描述了自己的经历: “绝对是可怕的经历。” 我当时正睡在我们设在医院内的安全房里。凌晨2时左右,我被附近一个巨大的爆炸声惊醒。起初我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在过去的一星期,我们都听到过爆炸声,但往往是在远处发生。这次不同,距离近,声音大。 一开始现场混乱,灰尘四处飞扬。
我在无国界医生(香港)听过为期3天的简介后出发,来到伊斯兰堡(Islamabad)机场时已是6月3日。看见环境忽然转换,变成天气潮湿、人们服饰风格相同的景象,实在是一次新奇的经历。在入境关卡排队等了一段时间后,一位无国界医生员工带我上车。司机给我一部手机,让我未来6个月使用。他还给我当日简介的流程。这是我第一次在无国界医生以护士队主管的身份,参与在下迪尔(Lower Dir)蒂默加拉(Timergara)的项目。我从未如此兴奋! 到达住处后,我休息了一会,然后跟其他救援人员一起吃午饭。
在埃博拉治疗中心内,区域严格地被划分为高风险区,低风险区及外围地带,即未知风险区。只有医护人员及认可的後勤支援人员方可进入高风险区内工作。每次进入,都必需穿上全套保护装备及严格遵守防感染措施。一套完整的保护装备包括外科手术衣及裤子丶胶靴丶两对手套丶口罩丶头套丶围裙丶护目镜及那件密不透风的保护衣,但这套保护装备的真正重量却远不止於此。 我记得有次,当我穿好保护衣准备进入高风险区时,同事邀请我跟他们一起祈祷,我说不用了,因我没有宗教信仰,他们却说:“来吧,我们是一队的,一起祈祷,一起为对方送上祝福。”那刻,我再没有理由推辞了。
在分流站的案头上,放有一本分流记录册,记载了所有求诊者的资料,包括姓名丶性别和年龄等等,当中最重要化验结果的一栏会先留空,待结果公布後,才会把它填上。 记得有一天,外展同事为我带来了六个病人,分别是一个成人和五个小孩,最小的只有四岁,坐在姐姐的大腿上,口中还含着糖果,还未知道发生了甚麽事情。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家庭,因家里有人怀疑感染埃博拉病毒而死,而他们跟死者同住,更於丧礼时曾接触过遗体,所以受感染的机会非常高。我逐一把他们的资料记下来,当去到化验报告一栏时,顿了一下,心中只希望,他们一家六口可以避过此劫,特别是那几个小孩。
在埃博拉治疗中心内,医疗团队主要在分流站丶疑似个案区和确诊个案区内工作。我因有急症分流的经验,所以顺理成章地被调派到分流站。分流站是整个治疗中心的最前缐,主要工作就像查案一样,在众多的求诊者当中分辨出谁是疑似个案,好使能给予即时的隔离及检查,更断绝其他人受其感染的可能性。 我的团队会藉着求诊者的病况,生命表徵以及由求诊者或其家属所提供的接触史丶居住地丶住院纪录及职业等资料,去判断求诊者受感染的风险,以及有否需要接收入疑似个案区内作抽血化验。
朋友问:“今次是甚么项目?”我答:“埃博拉。”朋友再问:“甚么?埃博拉?!你说笑吧!”我再答:“没有说笑,是西非利比里亚的埃博拉项目。”接着,大家就会静默了数秒........朋友打破了沉默的道:“死亡率最高可达九成,你可要多加小心。”我答:“我会。”以上的情景,在我出发到利比里亚前经常发生。我很感谢所有关心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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