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门诊部护士长第一次向我提起这个病人的时候,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门诊等待室里大清早就是满满一屋子的病人,在嗡嗡的噪声中,护士长叫住我:“那个在住院部的叫库兹瓦约的病人,你早上查房觉得他的情况怎么样?” 我感到很奇怪,住院部和门诊分属不同的系统,她之前很少关心住院部的病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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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早知道每逢双周周二流动结核医疗队都会对患有耐药结核病的病人进行上门探访,但是因为分身乏术,直到大半年后的今天才找到机会与流动医疗队一起搭车前往病人家里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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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项目的开展过程中注意到,许多当地人往往下意识地拒绝接受免费的艾滋病检查;即使那些接受检查并出现阳性结果的病人,仍有一部分的人拒绝开始免费的抗病毒药物;即便开始了治疗,他们也偷偷摸摸地服药,生怕被其它人知道他们的疾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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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遇到了一件非常令我感动的事情,事情的发生没有任何预兆。   在早上照例查房的时候,我几乎是一成不变地问每一个病人的状况,“感觉怎么样?”一位50多岁的病人,一周前因为药物不良反应出现精神症状而住院的Mhlongo先生,突然喃喃地向我和护士们道歉, “前几天我的头脑不太清醒,给你们添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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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我在拥有十多年历史的南非卡雅利沙(Khayelitsha)项目点接受艾滋病和结核培训。时间已经过去大半年了,但是我还是不时回想起Kunene医生在谈到那些在项目早期收治的病人的时候,那感慨的神色。   这位一位经验丰富的传染病专家,脸上都是惋惜的神情。“那个时候真的很困难,死亡率非常高。那些CD4细胞计数低于50的病人的治疗,简直可以用无人地带(No Man’s Land)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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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周六是难得的好天气,没有雨,也没有风,加上周末,习惯于在房间里蛰伏的我现在习惯于每个周末出门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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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3个月前开始,我们在医院里建立了儿童和青少年团体俱乐部。   这些孩子都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俱乐部成员的数目发展到50多人。所谓的俱乐部,更加真实的称谓应该是同伴互助小组。年龄相似且病情稳定的病人们定期组织在一起,有专门的谘询顾问还有护士解答疑问,并分发药物。尽管近期开始抗病毒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团队并没有明显的增加,从某种意义上保证了让更多的病人得到有品质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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