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2年9月13日,自从我去年辞职参与人道救援差不多满1年时间,几周前结束了为期3个月南苏丹的项目,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到家。几个月时间体重减少5公斤,闭门不出休息了好几天时间才稍微缓过劲来。 回到中国见到了朋友们,纷纷问起南苏丹的见闻,我说︰“当时实在太忙,到底是没有时间写。”有一位朋友就正告我:“你还是写一些东西吧,这样也省得一遍遍地讲同样的事情。” 其实我在南苏丹期间经历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其实都很小,即使在当地恐怕也没有多少人在意,但是每一件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Micky和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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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的休息以后,我接到了新的南苏丹任务任命,重新回到了非洲。 去年七月份进行的全民公决以百分九十九的压倒多数令南苏丹从苏丹分离出来,这是世界上历史最新的国家,也是一个经过了四十多年战争,百废待兴的国家。 几十个小时的飞行,从中国出发,经过香港、多哈、埃塞俄比亚首都斯亚贝巴,终于来到了南苏丹首都朱巴(J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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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结束了刚果的任务,现在的我再次踏上前往南苏丹的旅程。 南苏丹的马班(Maban)项目点位于南北苏丹以及埃塞俄比亚三国边境地带,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紧急项目,而且从目前看来,情况似乎在逐渐恶化当中。我最早接收到的任务简报称难民营的人口为大约八万人,不到几个礼拜的时间,随着边境地区冲突加剧,难民营的人数已经达到大约十五万多人,更严重的是,难民的人数正在以每天两千人的数目增加。这个地区的人道危机已经达到救援人员以及联合国难民署所能够应付的极限。以致于我们组织的南苏丹项目总管称“这里可能出现噩梦般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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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同事跟我说︰“你的能力有限,我们不是神。” 我的双眼通红了,因为我已经候命了多个晚上而无法入眠。它们愈来愈红,还有点泪汪汪的。 是,我是知道的,但他就在我们的面前快将离逝。他双眼反白,唾液从嘴角流出来。他的左脚被蛇咬了致命一伤后,伤口肿胀得异常大,相较他细小的身躯而言,好像快要爆裂般。蛇毒使他瘫痪,他的呼吸快将要停止。 我为他注射了止痛剂。 不,我们未能挽救这条生命──因为整个地区都没有抗蛇毒血清。我们只能为他缓解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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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香港已经五个多月,总是被不同的事务烦扰着我。幸好,也做了两三次分享会,上了一次电视,做了一两次访问和一些幕捐呼吁,总算在香港也能为那里的难民出一分力。跑完马拉松,人又积极了一点,还很开心的有机会参与无国界医生的另一些工作,希望我再能执笔整理在那里写下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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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听我的医学导师这么说过:“在抗生素使用不广泛的地方,抗生素效果越好。”每次说到这里,他就会举他在西藏参加医疗队的例子“在那里使用最简单的抗生素就能够控制住最严重的感染,效果惊人,和我们这里(上海)完全不一样。” 的确,在从未使用过抗生素的地方,耐药细菌的比例很低,所以能够轻易被药物杀死。而当抗生素使用越来越广泛,耐药细菌就因为生存优势被选择出来,于是医生不得已使用更强的抗生素,病菌也演化出更强的抵御机制。仿佛一场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其中没有真正的赢家,不过最后的输家永远是病人。他们不仅要成为耐药细菌和抗生素对抗的战场,而且要承受强效抗生素的种种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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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疫情应该是逐渐趋于平静,因为无论是基层医疗点的就诊数,还是新入院的病例数相比我们刚到时大幅减少。而且手术病人数目和疑难病例也减少了许多。医院门口曾经能够坐满五条长凳的候诊病人渐渐减少到不满两条长凳;两个星期前所有人总要忙到下午五点钟才能够处理完手中的事情,现在刚过中午病房里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了。全体队伍除了外科医生,昨天因为一个复杂的手术,外科医生开刀结束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中间都没有顾得上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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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紧急任务期间,队伍会配备两辆汽车和三辆摩托车,其中一辆汽车用于后勤,比如物资运输和接送医务人员,另一辆汽车则当作救护车,专门在驻地待命运送紧急的病人。 在布隆迪期间,后勤项目主管告诉我,他对近几年来车辆事故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晚上六点以后,各种事故的发生率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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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又到了周日,不过在这里周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一个与其它时间一样的工作日罢了,只有下午才能够稍稍休息一会。 今天的日程照例是早起,吃早饭,查房。早上收了一个新病人,开出了几个出院,同时为外科医生完成两个病人的手术前准备。等到一切结束已经是午饭的时间了,下午总算到了休息的时候,我一边吃饭一边想。 吃晚饭突然睡意袭来,我回到房间开始午睡,没想到不到两点的时候就被病房里护士的电话惊醒。原来是又从基层医疗点转诊来了两个新病人,没办法,起床匆匆赶往医院。 所幸两个新病人情况不重,处理完毕我也没有了睡意,只是感到肚子又饿了,时间也到了下午四点,我于是前往了这个城市为数不多的一个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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