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还是没有能够挺过去,今天早上回到病房,被告知病人已经在昨天晚上去世。虽然这件事情在预料之中,但是真的发生的时候还是难以释怀。 另一方面,最近几天来新的病例数目有了明显的下降,比如今天全天只有三例新病人,同时需要接受手术的重症病人数目也有了显著的下降。病房里这几天陆陆续续有人出院,因此两个病房中的总住院人数逐渐下降到四十个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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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农历初一,不过这里并没有多少节日的气氛。主要是因为天气实在太过炎热,热带的阳光非常强,似乎可以穿透衣服的阻隔直达皮肤深处。我每次冲完澡只能轻松不到半个小时,之后汗水立刻浸透衣服,整个人恢复到洗澡前的状态。 因为天气太热,没有什么胃口,总是昏昏欲睡,最大的希望是躲在阴凉的地方什么事情也不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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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之前,驻首都的行政人员就告诉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紧急项目组,许多工作人员算上调休、补休和年休假,有时候会超过八十天,根本不可能抛下工作前去渡假,因此我要做好超负荷长时间工作的准备。 今天是星期天,不过在紧急救援小组是没有休息日的概念的。一周七天照常工作,因为疫情不会因为休息日而停止扩散。另外病房里还有穿孔的病人,前一天经过抗生素治疗应该情况会变得相对稳定,等到准备好同血型的血制品,便可以进行手术修补肠道。 今天我在看完了病房里的病人之后,前去附近的五个基展医疗点进行考察,还有病例数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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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值得庆祝的,我重回病房的日子。从去年八月份开始,我离开了内科病房,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医生训练和住院医生培训,我作为一个内科医生,其实并没有什么机会去手术室。日常工作便是查房,开医嘱,出急诊,当然还有书写各种医学文书,等到年资升高以后便会去坐专家门诊。离开病房如同一位战士离开了战场,没有想到大半年以后,我重新回到了病房,只是物似人非,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个内陆城市,与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者,重新回到了病房——一个内科医生与疾病作战的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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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正式开始紧急项目的第一天,早餐是面包和红茶,我像其它人一样在红茶中加入了很多糖。 这里的天气和我之前所在的高原山区完全不一样,极度炎热,让人无时不刻感觉到热带的温度。早上起床的时候床单和身体是黏在一起的。六点钟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出门一会就满头大汗,衣服紧紧地贴在皮肤上,让人很不舒服。在这样的天气中,我发现自己很难有心情工作,只想坐在棚子下打瞌睡。尤其是刚吃完饭的时候,头总是昏昏沉沉,只能强打精神前往医院。 我们喝的水都是经过氯化的消毒水,氯气的味道非常重,有游泳池的味道。每次喝水都有在游泳池呛水的感觉。我打算明天去买一些瓶装的饮用水,也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买的到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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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从首都金沙萨出发前往基奎特(Kikwit)项目点的日子。 基奎特是班顿杜(Bandundu)省的第二大城市,位于离首都约五百二十公里的山区。这个地区拥有约八十三万人口,面积三百三十平方公里。从之前阅读的资料中我得知从去年第四十六周开始,这个地区的伤寒病例就开始呈上升趋势,从前年同期每周不到十个逐渐上升至每周超过一百五十例病例,更是在第四十八周新发病例达到了顶峰,二百八十八例,同期总共发生了二十二例伤寒死亡病例。考虑到这个地区许多村庄道路不通,因为贫穷病人往往得病也不会去就医,实际病例数可能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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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有一天,我们的父母再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孩子,只能一遍遍地在电话里里叮嘱保重身体,只能一边垂垂老去,一边盼望孩子回家。 这句话给我很深的感触,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就离开家门外出求学。当时年龄不到十五岁,就读的是寄宿制中学,从家到学校是两倍于从家到当地大学的距离,因此记得当时我开玩笑,读高中就比许多人读大学走的还远,今后不知道要去哪里?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许多年,当初的话似乎是得到了应验。当年的羸弱少年从家乡来到了上海,阴错阳差的学会了法语,然后在欧洲工作和学习了一段时间,现在又来到了非洲充实志愿服务。与许多同龄人相比,我算是走得有够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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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项目点的时候,我在医院的边上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区域,那里由三四所木房构成,其中全部是孕妇和他们的陪护人员。一位助产士告诉我,那就是被称为接待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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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星期,我带领疟疾疫情评估小组,基本上走遍了锡比托克(Cibitoke)全省。 布隆迪是一个地势较低的国家,紧邻坦嶱尼加湖,一到雨季,蚊虫滋生,加上拥挤的居住条件,很容易引起疟疾的流行。PUB是布隆迪紧急情况评估和救援项目的简称,与布隆迪的卫生机构紧密协作,共同应付疫情。 最初的警报来自每周新发的疟疾病例报告,至少有三个省的新发病例相比往年同期有显著的增长,为了确定是否是疟疾流行的前兆,我们对这三个省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评估。 我们小队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布隆迪的当地护士,国立疟疾和艾滋病控制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也与我们同行,加上当地卫生监察官员和司机,一共由五个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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