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有个困难的工作，就是要去告诉辉瑞药厂执行长伊恩瑞德（Ian Read），无国界医生要拒绝辉瑞捐给我们所服务孩童的大批肺炎疫苗（Pneumonia vaccine , PCV）。这不是一个轻率作出的决定，因为我们前线工作的医疗团队每天都在目睹肺炎带来的影响。

 

肺炎每年夺走近百万名孩童的生命，让肺炎成为全球儿童间最致命的疾病。虽然目前已有能有效阻挡这疾病的疫苗，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人道救援组织、譬如我们而言，格价实在太贵。作为肺炎疫苗的唯一的两间制造商，辉瑞（Pfizer）和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GSK）两大药厂得以用人为操作的方式维持疫苗高价； 2009 年迄今（2016），光靠这支疫苗已为两大制药商赚取 360 亿美元。多年来，我们尝试向两家药厂协商降低疫苗价格，但他们只反过来向我们提供“捐赠”。

 

你可能很疑惑，那么，我们为什么宁愿购买疫苗，而不接受免费疫苗。免费不是更好吗？

 

不。免费不一定是比较好。捐赠往往牵涉无数附带条件与条款，包括限制只能用于某些病人族群和某个地区。这个过程可能延误接种工作，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或大幅限制你能够服务的对象。

 

疫苗捐赠也会破坏一直以来争取价格可负担疫苗与药物的努力。捐赠会令需求的市场被吸纳，新兴制药公司投入市场的动机继而消失。我们需要的是新药厂加入所带来的竞争，以拉低整体价格──那正是我们现在肺炎疫苗所缺乏的。

 

捐赠也往往被当成由其他人“买单＂的理由。在免费捐赠肺炎疫苗后，药厂会以此作为以高价售卖疫苗给其他人的合理理由，这包括售卖予无法负担起疫苗的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人道救援组织。一直表达无法负担昂贵新疫苗（如肺炎疫苗）的国家们，也需要更低的疫苗价格来保护儿童健康。

 

更关键的是，捐赠可以来得快，也消失得快。捐赠者握有最终主控权，决定何时捐和如何捐出产品，若药厂认为捐赠已对他们没有好处，接种计划就会有中断风险。举例来说，尽管辉瑞已承诺要捐赠大扶康（Diflucan）──一种重要的隐球菌性脑膜炎药物──给乌干达政府，但该国如今正陷入全国短缺该药的问题。还有其他类似例子，都是药厂的捐赠计划，导致政府与医疗组织突然陷入没有药物治疗病人的困境。

 

为了避免这些风险及限制药物捐赠的情况，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重要的国际医疗组织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都已对制药公司的捐赠有明确建议。

 

医疗产品的捐赠，如疫苗或药品，或许看来是不错的“快速解决方法”，却不是解决制药业巨头如辉瑞、GSK持续增加疫苗售价的方法。　

 

然而，很多时候，当面对不胜负荷的实际需求时，便需要以短期方式来解决。就像在2014 年，经过 5年无效的价格协商后，无国界医生同意接受了一批来自辉瑞和 GSK单次捐赠的肺炎疫苗。这是我们组织禁止接受企业实物捐赠政策下的特别例外处理，是经过大量考虑之后才做出的决定，以免仍在协商可负担价格与持续性的问题期间，儿童无法接受疫苗接种。但在协调那次捐赠的过程中，辉瑞和 GSK都向我们保证，会为了发展中国家和身处危困的儿童，找出一个长远解决方法。

 

终于，经过多年谈判与好几个月的公开倡议，就在上个月有了重大改变──GSK 宣布，将以全球最低的市场价格（现在是每剂3.05美金；或每名孩童完成接种流程共 3 剂，总额 9.15 美金），供应肺炎疫苗予人道救援组织。这对希望让身处危困的孩童也能受益于肺炎疫苗保护的人道救援组织来说，是走向长远解决方案的重要一步。与之相反的是，辉瑞仍未对价格做出任何让步，也未曾宣布任何有意义的解决方案。辉瑞不断提出可让自身享税务优惠的疫苗捐赠，而不提供降低疫苗整体价格的长远解决方法。今天接受辉瑞的捐赠，不会对数以百万计在伊拉克、约旦、菲律宾、罗马尼亚、泰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孩童健康带来任何帮助，这些地方的父母与政府都无力负担这昂贵的疫苗。

 

我们无法再住在一个将保护孩童的疫苗当作奢侈品的世界；太多年轻生命正危在旦夕。无国界医生不认为我们的医疗工作、其他人道救援组织或是服务人民的政府的工作，要被药厂的“善意＂所摆布。

 

对于足可救命的肺炎疫苗，辉瑞应降低价格，以每名孩童 5 美元的价钱，售予人道救援组织与所有发展中国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此刻与未来，为救助孩童性命，踏出有意义的一步。

 

瑞德先生，我希望可以很快从你那里听到以下消息，就是辉瑞为了数百万仍然需要疫苗的儿童，调低疫苗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