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个小时飞到阿姆斯特丹,接着11个小时飞到卢旺达首都基加利(Kigali),之后是超过7个小时的车程,终于到达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边境附近的大城市布卡武(Bukavu)。 我原本的计划是飞到金比(Kimbi)的卢林巴(Lulimba)项目,在那里多花点时间培训当地医生。不过我刚好错过了每周只有一班的周三航班,与其无所事事地等待一星期,我决定自愿坐车前往邻近的巴拉卡(Baraka)项目,先去做些评估。为了在天黑前到达,我们在今天早上6时出发,接下来是约8小时的车程。
这是我第8次参与无国界医生的救援任务,目的地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南基伍省(South Kivu)。我将在那里逗留3个月,主要负责培训当地医生,提升他们的外科专业技术。 情况有点奇怪。对我来说,这一切好像例行公事,我对出发前往救援任务并不感到兴奋。可能我需要一些启发,让我有更强的意志和动力,帮助那些我在生命旅程中遇到的有需要的人。但愿我在未来3个月里,能够找到这渴望已久的灵感和启发。 说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你们可能会感到惊讶。
在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杰曼,走在街上,要找到妇女的踪影,并不容易。纵然给你找到,她身旁总会有位男性亲戚伴随,并且戴上了面纱,看不见她的容貎。她们通常都守在家里,不能随便到医院检查,也难以知悉原来无国界医生有一间可以提供产前检查和接生服务的诊所就在附近。
三个月前收到第二次任务通知,地点是南苏丹尼罗河边一个小城市迈卢特(Mellut);职位是基地后勤。这是一个小规模的紧急项目,主要工作是在难民营开设诊所,提供初级医疗护理(Primary Health Care)。 项目上许多后勤设备都不符合无国界医生的标准,日常管理亦乱七八糟。电力方面,没有配电箱、漏电保护断电器和接地;水利卫生方面, 没有污水处理系统和废品处理系统;发动机和汽车方面,没有定期保养和零件存货。这些问题让我每天都提心吊胆,总觉得随时会出现大问题,就像手握多个计时炸弹一样。
在埃博拉治疗中心内,区域严格地被划分为高风险区,低风险区及外围地带,即未知风险区。只有医护人员及认可的後勤支援人员方可进入高风险区内工作。每次进入,都必需穿上全套保护装备及严格遵守防感染措施。一套完整的保护装备包括外科手术衣及裤子丶胶靴丶两对手套丶口罩丶头套丶围裙丶护目镜及那件密不透风的保护衣,但这套保护装备的真正重量却远不止於此。 我记得有次,当我穿好保护衣准备进入高风险区时,同事邀请我跟他们一起祈祷,我说不用了,因我没有宗教信仰,他们却说:“来吧,我们是一队的,一起祈祷,一起为对方送上祝福。”那刻,我再没有理由推辞了。
在分流站的案头上,放有一本分流记录册,记载了所有求诊者的资料,包括姓名丶性别和年龄等等,当中最重要化验结果的一栏会先留空,待结果公布後,才会把它填上。 记得有一天,外展同事为我带来了六个病人,分别是一个成人和五个小孩,最小的只有四岁,坐在姐姐的大腿上,口中还含着糖果,还未知道发生了甚麽事情。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家庭,因家里有人怀疑感染埃博拉病毒而死,而他们跟死者同住,更於丧礼时曾接触过遗体,所以受感染的机会非常高。我逐一把他们的资料记下来,当去到化验报告一栏时,顿了一下,心中只希望,他们一家六口可以避过此劫,特别是那几个小孩。
在埃博拉治疗中心内,医疗团队主要在分流站丶疑似个案区和确诊个案区内工作。我因有急症分流的经验,所以顺理成章地被调派到分流站。分流站是整个治疗中心的最前缐,主要工作就像查案一样,在众多的求诊者当中分辨出谁是疑似个案,好使能给予即时的隔离及检查,更断绝其他人受其感染的可能性。 我的团队会藉着求诊者的病况,生命表徵以及由求诊者或其家属所提供的接触史丶居住地丶住院纪录及职业等资料,去判断求诊者受感染的风险,以及有否需要接收入疑似个案区内作抽血化验。
朋友问:“今次是甚么项目?”我答:“埃博拉。”朋友再问:“甚么?埃博拉?!你说笑吧!”我再答:“没有说笑,是西非利比里亚的埃博拉项目。”接着,大家就会静默了数秒........朋友打破了沉默的道:“死亡率最高可达九成,你可要多加小心。”我答:“我会。”以上的情景,在我出发到利比里亚前经常发生。我很感谢所有关心我的朋友。
2013年11月28日,航机在寒冷的秋夜降落到顿涅茨克(Donetsk)国际机场。从伊斯坦布尔上机到来的人当中,我显得很奇怪,他们说的语言对我而言十分陌生,后来证明了语言不通为我的工作造成了一些阻碍。顿涅茨克被称为“玫瑰之都",是乌克兰的工业城市,于1869年由威尔士商创立。城市位于顿涅茨克州中央,卡利米鸟斯河,也是专业球会顿涅茨克矿工(Shakthtar Donetsk)的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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