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满嫦(无国界医生(国际)主席)、保罗‧法默(Partners in Health共同创办人、哈佛医学院全球健康与社会医疗教授、布利根妇女医院全球卫生平等处处长)
 
尽管任何人都有机会感染结核病,但大部分被结核病折磨的病人都是居住在难民营,贫民窟和监狱等地方、被边缘化和弱势的人们。这个事实能用作解释为何在2016年有1,040万人罹患该疾病。
 
在一个创新科技发展迅速的时代,对于今年仍将有近200万人因为太贫穷无法负担医疗开支而死于肺结核,实在令人感到可耻。事实上,结核病能继续夺去性命的理由很简单:人们的漠不关心。
 
这种冷漠是源于一种致命的错觉:结核病是一种旧时代的疾病──就算2016年有1,040万人感染结核病,这种错觉仍然存在。结核病患者通常没有能力唤起全世界的关注。尽管任何人都有机会感染结核病,但大部分被结核并折磨着的病人都是住在难民营,贫民窟和监狱等地方、被边缘化和弱势的人群。
 
另一个错觉是,就算结核病不断变种,我们仍以为有大量治疗方法。但多重抗药性结核病对人类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被形容为“有翅膀的埃博拉”:这两种病原体的死亡率相近,但多重抗药性结核病是透过空气传播的,更容易扩散。目前能治疗此病的方法,包括一种药效可维持两年的毒性药物方案,当中部分药剂需要每日注射,对病人造成痛苦。
 
几十年来,结核病的治疗方法几乎没有进展,相较艾滋病毒/艾滋病和丙型肝炎方面的研究和开发上持续取得成果,有关结核病的研发正远远落后。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貌。最近的四年里,结核病的护理本应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距离上一款结核病药物问世的50年后,贝达喹啉(Bedaquiline)及德拉马尼(Delamanid)两种新的药物接连获得认可。这本应是对抗结核病的历史性时刻,尤其是对于有抗药性的病人而言。
 
人们可能期望卫生部门、医疗护理提供者、标准制定机构、保险公司和制造商的多方合作,能火速帮助最需要这些新药的患者。但这些期望并没有在现实中出现。
 
相反,这些新药大多都被储存在仓库货架上,堆积了灰尘。从它们获得使用许可后始,仅有微不足道的5%病患能从中得益,特别是德拉马尼(Delamanid),其最新数据令人震惊。四年过去了,全球却只有1,247名患者接受过该药物的治疗。
 
我们会知道这些,是因为这些患者中有很多人都在我们项目、以及在无国界医生与卫生界合作伙伴不断推动注册和采用新药的国家接受治疗。在国际药品采购机制(UNITAID)的支持下──它将资金从一项航空税,转移到解决困扰穷人的被忽略的健康问题上──我们发起“终结结核病”(endTB)的倡议,以推动17个正面对结核病的国家使用新药。
 
当非政府组织必须推动使用现存的新药,而非由政府、学术机构和药厂出手,这情况实在令人遗憾。因为在资金流短缺的国家,它们的结核病项目在采用新的治疗方法时倾向保守,也因为药厂缺乏诱因将药物引入较贫困国家的市场,所以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我们迄今收集的证据显示,当使用新药后,原本难以治愈的结核病患者变得更有可能康复,且通常需时更短。鉴于全球结核病危机规模之大,“终结结核病”的工作只是沧海一粟,但它同时是一个反映世界如何不为所动的机会:缺乏政治意愿、想象力和逼切感的程度令人震惊,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在我们这一代中死去。
 
今年9月,联合国将主持其成立以来第一场关于结核病危机的高级别会议。联合国成员应利用这一个场合,承诺大幅增加全球的结核病项目资金,并彻底改革已证实不达目标研发模式。否则,该会议将只会被视为另一场毫无意义的聚会──一场置数以千万计人口于世上最致命传染病危机不顾的聚会。
 
具体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以更简单、更快且更便宜的方法,测试和治疗结核病,尤其是在偏远和贫穷的环境中。我们首先需要更好的工具来预防传染病,并将传染病于潜伏期时便将之消灭。当然,我们还需要一系列健全的药物,来抵御结核病及其抗药形式。
 
与此同时,在结核病扩散的国家,当地政府必须使用他们已有的工具──举例来说,投入更多措施,以确保有需要的人士能够获得贝达喹啉及德拉马尼这些新疗法。
 
联合国的会议是能让事情有所进展的黄金机会。虽然结核病危机无法在一夜间解决,但这是一个终于能将结核病提升到世界卫生组织指定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地位的机会,就像其在埃博拉和寨卡病毒爆发后所做的那样。
 
结核病危机的逼切性为医学界专家所熟知,对患者及其家属亦然。就在我们说话的同时,一般的治疗方法已告失效,而数百万人正无声无息地被感染和病倒。在21世纪,这应是我们所有人深感耻辱的理由。
 
 
本文章最先刊登于 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