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 "回归大游行" 抗议活动在加沙展开後,数以百计严重受伤的病人涌至无国界医生在当地的诊所。
 
病人多数是20来岁的年轻男士,他们述说了自己如何感到绝望丶求职无望丶极度贫穷,以及被遗弃的感觉。很多人逃到以色列边境,他们都深知当中的风险很大,但觉得反正这样做都不会有任何损失。大部分人都希望可以尽快康复,重投抗议活动。
 
无国界医生诊所的候诊室於在过去三星期,除了挤满了近500名持拐杖的年轻男士外,还有一些女性丶老人和小孩。
 
 
以下的访问於2018年4月17至18日,在位於汗尤尼斯(Khan Yunis)和拜特拉希耶的(Beit Lahia)诊所进行。
 
叶海亚,11岁,学生
 
©Laurie Bonnaud/MSF
 
 
"我叫叶海亚(Yahya),今年11岁,读5年级。受伤之前我真的很喜欢上学,成绩从未低於95分!
 
为了寻找父母的故乡,而且想亲眼看看炸毁加沙和射杀加沙人的人们,我和两位兄弟一起参加 "回归大游行"。我想知道背後原因。你也知道,唯一令以色列人比我们强大的就是他们的武器。
 
我中枪时很接近围栏,是唯一一个小孩站得那麽近。我想站近一点以看看对岸的景色。真的很漂亮,比加沙漂亮得多了!但随即我遭受枪击。我还记得枪手的样子,她是一名年轻的金发女人。
 
子弹击中我脚掌和小腿之间的关节。我的肌肉丶筋腱和骨头,全都受伤了,只有脚趾能稍微移动。被枪击时,我真的很痛,就像触电般,但现在感觉好一点了。我先在医院接受了一个外科手术,应该还有第二个。同时,我每星期会来无国界医生位於拜特拉希耶(Beit Lahia)的诊所3次。救援人员告诉我在六个月内,我应该可以再次走路。
 
我不觉得自己是太年幼的伤者。我能够忍受痛楚和悲伤,像其他在加沙受枪击的人一样。"
 

贾米勒,50岁,冰淇淋卖家

 
©Laurie Bonnaud/MSF
 
 
"我叫贾米勒(Jameel),今年50岁,售卖冰淇淋为生,已婚,有4名女儿。当然,受伤之後我不能工作,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工作。
 
我在3月30日参加示威,以宣泄一下在加沙生活的压力,希望生活环境会有所转变,也单纯地只想显示自己的存在。
 
当日我并没有任何特别期望。而且,你不能说我积极抗争,我只是一名旁观者。我没有扔石头,亦没有叫喊。我站在一群陌生人中间,距离边界600米,还吃着小食。
 
突然之间我感到腿部传来一阵剧痛。他们开枪射我,我倒在地上,四周的人立即把我抬上救护车,再送到医院。我流了许多血,到达医院时,血红素水平只有3g / dcl。(正常情况下应该有12 至 14g / dcl)
 
我接受手术以止血。当时是早上11时,我是游行队伍中的首批伤者,所以幸运地我能够很快接受手术。我的动脉断裂,他们能够及时拯救我的生命,实在是个奇迹。我需要接受第二次手术,但与此同时,我不能走动或放低双腿。
 
自此我没有回到边境,我的身体状况不容许我这样做。但就算我能够走路,我也不会去。我不会论断那些前往边境的人,他们这样做自有因由。但对我来说,这实在太艰难了。我不时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不断想:"发生了甚麽事?我做错了甚麽,以致他们要射杀我?"
 

萨娜,30岁,家庭主妇

©Laurie Bonnaud/MSF
 
我叫萨娜(Sana),30岁,与16名家人同住。我未婚,所以帮助母亲做家务。我全力投入为国家而战,而且母亲之前也曾参与很多次示威行动。
 
在加沙没有希望,没有将来。在这儿的人很贫穷,我们只能慢慢死去。我对於这里的生活已经很绝望。
 
当我决定参加 "回归大游行" 时,我希望能战死。我宁愿以一个英雄的身分牺牲,总比留在加沙生活好。临行前,我把钱交给父亲,让他日後能筹备我的丧礼。我与所有人道别,坚决不想回来。
 
我的父母和兄弟不准我参加示威和接近边境,但我悄悄地和两个朋友去了。妈妈尝试跟着我,但她在人群中找不到我。
 
我和两个朋友都被子弹射中受伤。我双腿分别被两度击中,都受伤了。有人走过来协助我站起来,并登上救护车,但那个人最终都成为攻击目标和受伤了。
 
示威之後,家人不知道我是安全丶受伤还是已经死亡。在找到我之前,他们在加沙南部的医院搜索了整整四小时。
 
现在因为我的伤势,我成了家庭负担。伤者委员会不愿意赔偿给我的父亲,理由是我不需截肢,骨头也没有受影响。我觉得被国家领袖遗弃,我想反击。
 
我未及等到完全康复便再次回到(边境示威现场)。母亲尝试劝退我,她会这样做是正常不过的,因为她是我的母亲。但我今次希望能够战死。V字胜利手势是我唯一的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