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我家附近不断发生枪战和爆炸。我还记得自己躲在后室时，接到可怕的消息。我的邻居冲进来，说我的儿子被弹片击伤，伤势严重，最终他在我面前去世，我觉得极度无助。我的儿子死后，我的精神大受打击，经常颤抖，吃又吃不下。我的儿子是我的好帮手，他是我的所有。

我的妹妹叫我离开奥皮娜，但这里是我的家园。我的儿子和丈夫都葬在这里，我不能离开他们。我情愿死在这里，也不愿去其他地方。我一直到无国界医生的诊所医治精神问题和高血压。我的儿子去世前，我没有这些毛病。」

乌克兰东部历时四年的冲突，大大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超过1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那些半荒废的村落里，留下来的大多是独居老人，他们为着物价上涨，却没有足够退休金而忧心忡忡。许多老年人急需医疗护理以医治慢性病，并需心理支持以协助他们面对压力和孤独的情绪。无国界医生在顿涅茨克28个地点进行流动诊所，提供基本医疗护理和精神健康辅导。救援队亦向当地的医疗设施提供药物和设备，并向仍在冲突地区居住或工作的教师和公营医疗设施的医护人员，提供精神健康支持培训。

伊弗雷姆第一次离开厄立特里亚时，只有14岁。跟其他人一样，他尝试去到利比亚，却被抓住、囚禁和虐打。其后他被遣返回厄立特里亚，被关闭在军事监狱里。自此之后，他开始感到严重的压力，并不断做噩梦。他不再进食，又孤立自己。最终，军方致电给他的母亲。

经过多番尝试，三年之后，伊弗雷姆终于成功到达埃塞俄比亚。他带着少量随身物品，背负着过去多年因酷刑、暴力和虐待导致的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我的丈夫被武装分子杀死，我则被俘虏了。在武装分子的营地里，那些男人强奸了我。我被关了在那里数天，失去了我其中一个孩子。最后，我成功把另一个孩子送出营外，自己也逃走了……跟咨询员聊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好了一点。但这并不容易，一点也不容易。」

塔蒂亚娜忆述她的遭遇时，声音小得难以被听到。她的经历并非个别事件，在中非共和国，性暴力一直以来被广泛用作战争的武器，民众目前正面对另一轮暴力升级。无国界医生于今年首六个月在全国各地医治了1,914名性暴力受害者。在首都班吉，无国界医生开设了专门医治性暴力受害者的诊所。自这间诊所于2017年12月正式启用后，约有近800人接受了治疗，大部分人为女性，当中四分之一人为18 岁以下。医疗队不仅协助性暴力受害者预防性病、医治他们被侵犯时引起的伤势或妇科并发症，心理学家也尝试减轻受害人被侵犯所承受的心理影响，并纾缓他们的症状。

肉体损伤可以愈合，但精神创伤则难以治愈，病人需要长时间接受治疗和坦承吐露心事。对于无国界医生心理学家杜顾历（Guleed Dualeh）而言，精神健康支持关乎沟通，而沟通建基于信任。

与无国界医生其他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和辅导员一样，杜顾历向病人提供支持时，必须克服各种障碍和限制。2015年，他在缅甸执行前线救援任务，在一名翻译员的协助下为当地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提供心理急救。「一名看上去相当苦恼的妇女向翻译员讲出自己的处境和经历，她用当地语言说了约15分钟，但最后翻译员只以一句说话总结：『她的状态很差。』显然，那位妇女所说的远多于此，但似乎翻译员不太愿意复述她所说的话。值得留意的是，翻译员在翻译别人的故事时，有机会遭受替代性创伤，因为翻译员与病人来自同一个地方，翻译过程中可能会唤起他自己的经历。」

与病人建立互信是另一项挑战。「他们不一定会信任心理学家，也不会每个月向一张新的面孔敞开心扉，所以无国界医生派心理学家到前线项目，他们的任务为期最少6个月，除非心理学家是到当地进行评估，不用直接接触病人；无国界医生也会在紧急情况下，短期派出心理学家到场提供心理急救。」要将心理学家由陌生人变为可信任的人，关键是保持服务的连贯性和肯付出时间。另一个方法是提升在小区里招募的员工的能力，他们是曾接受或未曾接受正规训练的辅导员。这些辅导员与病人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和经历，较容易联系起来。此外，心理学家必须确保所有辅导员都有被聆听的机会，关顾团队每一个人的精神需要。

员工的精神健康是无国界医生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一环。由于救援人员经常长时间在外、处于高度压力下工作和处理创伤事件，因此他们需要专业的支持和倾诉的空间。曾三度参与无国界医生救援任务的杜顾历，于去年开始担任无国界医生（香港）的心理健康联络主任。救援人员在执行救援任务的前后，杜顾历都会有系统地与他们进行会谈。他也正在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心理学家网络，为从亚洲13个地区招募的救援人员提供近距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