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小屋到医院是270步,从医院到小屋也是270步。 一条土路把员工宿舍和医院连接起来。去医院是略微倾斜的上坡,回家是缓缓下降的下坡。我们的办公室在山坡更高的地方,紧邻着教堂和修道院,同样也是由窄窄的土路连接。下雨的时候,这里会泥泞不堪,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从山坡上可以望见覆盖整片山丘的大片甘蔗种植园,还有远处穿行在山谷间的图盖拉河(Tugela River)。 与非洲的许多医院一样,Mbongolwane医院最早也是由基督教传教士们在1937年建立,经过几10年的发展,才有现在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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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苏丹期间,尽管实验检查条件极其缺乏,但是利用各种快速检查和体格检查,有时候也可能得到正确的诊断。一个浮肿的儿童一度被诊断为营养缺乏,但是经过加强喂食治疗没有反应,我发现其实是肾病综合征,经过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很快消肿了。还有腰痛的患者,最终诊断是尿路结石。许多本来只在书本上见到过的内容,这里有大量活生生的实例。从狂犬病脑炎、慢性骨髓炎、肺结核大咯血,到疑似内脏利什曼原虫,还有疑似几内亚虫慢性溃疡、疑似病毒性出血热。我刚离开不久,就听说离多罗难民营不远的巴提难民营,又爆发了戊型病毒性肝炎。这里广泛的疾病谱实在令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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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的艾滋病结核联合诊所里,打开厚重的病例记录,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里巨大的疾病负担。 耐多药肺结核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是一对致命的疾病组合,在贫民窟中收割着最穷困者的生命。开普敦附近的卡雅利沙镇可以称得上是适合诞生耐药结核病的极好温床:这里居住着五六十万来自东开普敦的季节性工人,在开普敦工作,在镇里的各种铁皮房居住,只有节假日才返回老家与家人团聚。拥挤的居住条件,高达20%的艾滋病感染率,以及不规范的服药习惯,不断催生着耐药病毒和耐药结核菌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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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一,我搭乘从开普敦飞往德班的航班,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来到了印度洋沿岸的夸祖鲁纳塔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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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亚萨(Kuyasa)是一个主要服务儿童的基层医疗诊所,作为艾滋病和结核联合诊所,这里的护士和医生都有这两种疾病的丰富经验。作为培训的一部分,我担任安医生的助手与她一起参加普通门诊,感觉仿佛回到了实习医生的时代。 库亚萨诊所是一大片非洲式的平房,病人候诊室正在放映电视,儿科诊所里挤满了带着孩子的母亲,不同年龄的孩子不断的跑进跑出,却听不到儿科医院最常见的孩子的哭闹声。墙壁上是各种夸张的卡通图案,与房子相比大的不成比例的院子里有滑梯、秋千之类的玩具。很多时候孩子在外面玩疯了,叫到名字的似乎母亲才急匆匆地把玩得满头大汗的孩子拉进诊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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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的旷野和雨林中,几乎所有医学教材上提到的疾病,在这里都可以找到,甚至还有那些尚未被人类所认识的疾病。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学者常常深入刚果丛林深处采集猎人的血样,希望能够及早发现可能在文明社会大规模扩散的病毒。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过著名病毒学家约瑟夫‧麦克科密克《第四级病毒》一书,当时从没有想过十多年以后阴错阳差地学了法语,又当了医生,循着医学前辈的足迹到这赤道地区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我治疗了麦地那龙线虫、破伤风、狂犬病性脑炎等等在文明世界极为罕见的疾病。但是直到与流行性出血热病毒相比,以上只是小儿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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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艾滋病尚缺乏具有广泛应用性的治愈方法,因此一旦确诊,病人就需要终身服药。在有效的药物治疗下,就像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病人一样,他们不但能够正常生活和工作,甚至可以接近预期寿命。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这是一种疾病,还不如把它成为一种生活状态。 一般人都有过生病的经验,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大多数人都不够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自觉完成全部疗程的药物。更多的情况是等到病情稍有好转,就会停药。如何让我们的病人正确地认识这个疾病并正规服药,就成了我们的头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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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南苏丹难民营的紧急任务两个月之后,我再一次接受了新的任命,此次的目的地为南非。 南非是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国家,三面环海,也是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交汇点。这里生活着将近5,0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人群。提到南非,许多人会联想到德克勒克和曼德拉,以及这个国家的种族隔离历史。除了主要是荷兰人后裔的白人和南非黑人以外,南非也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有色人种,此外印度裔移民和华人的数目也在几十万人上下。官方语言除了最常用的英语以外,还有包括祖鲁语在内的其它10种语言,可见这个国家人种和文化的丰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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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医生在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的漫长道路上或是在他的漫长职业生涯中都会遇到难忘的病人。第一次正确的诊断,第一例治愈的病患,第一次亲历死亡,第一次见证诞生…… 在南苏丹的难民营里,我也见证了许多难忘的第一次,这里很希望和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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