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尔富尔，一天的工作很早便开始。大家早上七时便起床，理论上，每天工作至下午四时，但大部分无国界医生的国际救援人员都会在办事处工作至黄昏，当我们返回住宿营地，通常已经是晚上七时。 营地里的生活，没有电视，没有上网，电台也没有英文频道节目。晚上我们会用街市买到的有限材料，煮出一顿「丰富」晚餐。我们经常可以吃到米饭、薯仔和面包，有时候，甚至可从当地商店买到意粉。肉类则以鸡和牛为主，但这里的鸡只都骨瘦如柴，因此不难想象，鸡蛋都十分细小。这里没有太多绿色蔬菜供应，主要吃蕃茄和茄子。 晚饭后，我们会边喝着咖啡或茶，边分享自己之前到其它地方参与救援工作时，所遇到的人和事。在「无国界医生」工作最常见的情况是，你永远会发现某个你认识的人，竟是来自世界的另一方的人所同样认识。感觉，就如一个大家庭，彼此紧密联系着。此外，我们也会谈到自己此刻最想吃的东西、浪漫情史、流言闲话。最后，话题总会转到工作、诊所和医院内的病人。 经过一日漫长工作，有些人很早便休息，有些则喜欢在发电机关掉后，享受那仅得吱吱虫叫声的宁静和凉快天气。基于安全理由，埃朱奈纳晚上会实施戒严。无国界医生的人员于晚上九时至翌日早上六时，都要留在被砖墙重重包围的营地里，不得往别处走。每天廿四小时，都有守卫人员轮班驻守，但他们都没有带备枪械。 就这样，新的一天又展开。 无国界医生的诊所设于利雅难民营的外围。利雅难民营约有一万二千人，他们所住的，是在泥地上以禾秆和塑料搭建而成的小茅舍，而我们的诊所，除了用禾秆和塑料搭建，还加上了木和竹枝。由于其它很多志愿组织都在区内提供医疗服务，所以无国界医生的诊所集中资源，为这里被忽略的一群──妇女，提供医疗服务。 在苏丹这个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里，除了男人可以娶妻多于一个，女人的社会地位，也远低于男人。难民营内很多的妇女和小童，都是家里的唯一幸存者，大部分男人和较年长的男童，都在武装分子的袭击中被杀。 九月一日，我在达尔富尔的第二天。 我们收到来自哈比拉(在埃朱奈纳附近的城镇)的一个电话。那里有一个三十岁、患有贫血病的女病人，血红蛋白是三点三，呼吸急促，血压下降。由于哈比拉没有医生。于是我透过卫星电话，向当地护士询问，来评估该女病人情况。那病人没有出血，但脚跟轻微肿胀，可能因严重贫血，导致心力衰竭，但仍无法清楚贫血的真正原因。与项目统筹及后勤人员商议后，我们决定翌日把这女病人送来埃朱奈纳。由于路途遥远及安全问题，专车需要早上七时便出发。 所有来自埃朱奈纳、克伦力和哈比拉救援项目，而需要进一步治疗的病人，都会由无国界医生的专车，送到埃朱奈纳医院。若他们幸运，康复出院，无国界医生会送他们返回居住的市镇。这些往来接送，主要由我们的后勤队伍负责安排。考虑到当地路面情况及安全问题，汽车需要在护送下，以交接方式(kiss movement)，接送病人。「kiss movement」的意思，就是两架载着要返回克伦力或哈比拉的康复病人的汽车，由埃朱奈纳出发，与两架来自克伦力或哈比拉，载着要送往埃朱奈纳医院的病人的汽车，在半路中途进行交接，乘客「转车」后，留在原车的司机便驶回起点。整个过程，护理及医疗人员都会随行。 专车在黎明时分便出发，本来一切进展顺利，岂料到了下午，我们收到消息指，在通往哈比拉和埃朱奈纳的路上，有暴力事件发生。我们立即提高警觉，经过一轮商议，我们决定改变计划，把那女病人暂时送往就近另一志愿组织的医疗中心。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评估过沿途的安全情况后，决定按原定计划，继续余下的两小时路程，把那女病人送来埃朱奈纳。 下午时分，护送人员透过无线电通讯表示，他们正驶往埃朱奈纳后，我便到埃朱奈纳医院的急症室等候。那里跟香港的医院急症室，完全是两码子事。轮候诊症的病人，排成很多条长长的人龙，有些痛得在呻吟，有些则满身伤痕，苍蝇则正在伤口上饱餐一顿。那里没有灯，没有轮椅，没有担架，没有氧气设备，也没有伤口包扎工具。急症室里只有很少医生，他们也不会像香港的急症室医生一样，带备传呼机。 终于，那名来自哈比拉的女病人被送到医院，她的情况已很差，面色苍白，呼吸极度困难。我尝试找医院的医生，接收这病人，一些护士便到那位医生在医院附近的家里找他。二十分钟后，那医生到来。他简略地看看那病人，便接收了她。当我尝试与他讨论病人的病情时，他只说会为她进行一些测试。完全没有讨论的机会。我有点迷失地离开医院，思索着若那女病人身处香港的医院，我会如何处理，给她治疗。 彭伟强

彭伟强医生于一九九一年在加拿大取得其首个生物化学学位，并于一九九八年完成香港大学医学院课程。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他在南非完成无国界医生艾滋病治疗训练，同年十二月开始在湖北省襄樊巿参与艾滋病治疗项目。二零零五年八月，他远赴非洲苏丹达尔富尔，再次投入无国界医生救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