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三十日，我再次来到喀土穆的国际机场，准备飞往达尔富尔的埃朱奈纳，除了那位挪威护士，还有一位同样前往埃朱奈纳的助产士，及一位在喀土穆休假过后，将到哈比拉参与救援工作的外籍医生。我们在早上八时前便到达机场，那是我第一次看清楚机场的面貌和周遭环境。 街上很多人正赶着上班、上学，公共巴士挤满了乘客，随处停下来让乘客上落。在机场的外围，可看到一堆堆生了铁锈的金属、旧飞机的残骸，不禁令人奇怪，究竟这些飞机是意外中撞毁，抑或只是退役后被拆除。 内陆航机的客运站内挤了很多人，相信当中不少都是其它志愿组织的外籍人士，准备于苏丹不同地方进行工作。每名乘客的行李重量上限为十五公斤，而我知道，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飞机碍于机身细小，会严格执行这规定。对于像我这些只逗数星期的志愿者来说，这重量限制没有问题。但挪威护士倒有点担心，因她将要逗留六个月，故带备了很多日用必需品。结果，她的行李重二十公斤，幸好办理登机手续的工作人员体谅并宽大处理，令我俩立即释怀。 机上设有三十七个座位，全机满座。经过一小时的飞行，我们先在一个停泊了很多联合国飞机和直升机的中途站停留，过了一会，便继续前往埃朱奈纳。两小时后，从机上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色。地上全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绿色。这就是在达尔富尔的生命迹象吗？ 虽说埃朱奈纳的机场是国际机场，但它犹如新界荒郊那些已被弃置的停车场，没有客运站或航空交通管制站。我们甫下机，便需向当地人员出示入境证件。出发前有人告诉我，在当地都可使用流动电话，于是我便一试，开启手机，但始终没有网络讯号。后来我发现，原来过去数月的大雨，破坏了当地的手机系统，要两、三个月后才修理妥当。 离开机场，我们乘坐无国界医生的司机驾驶的四驱车前往住宿的营地。沿路可见，埃朱奈纳长了不少灌木和小树。每当我们驶过，街上赤着脚的小童都会用英语向我们问好︰「你好吗？」他们对陌生人不但不感到害羞，而且十分热衷于练习他们刚学晓的语言。 沿路崎岖不平，满是泥泞和洞坑，有些水坑深近半米，大雨时水坑浸满水，道路都变成河流，无怪乎要出动四驱车。经过十分钟的车程，我们终于去到住宿营地。然而，我的心里总希望可继续前行，多看达尔富尔的四周环境，那里的人、那里的难民营、那里的市镇，当然，还有那里的病人。 所有的国际救援人员，都住被混凝土围墙包围、有守卫人员驻守的营地。营地呈长方形，三边是由砖搭成的房间，余下一边则是用木搭成、有锌铁上盖的公共休憩处。地上没有铺上石屎，窗框长满了铁锈，打开时会吱吱作响，墙上和天花的油漆都已剥落。厨房有煤气炉和煤气推动的冰箱，厕所是没有冲水系统的茅坑，洗澡的地方则有一大桶水，上面有一个水龙头。 一切都那么原始，但都有效运作。而屋内还有很多小生物，苍蝇、飞蛾、草蜢、蚊子、青蛙和蜥蝪，还有蜘蛛。 我们安顿好后，便到休憩处，听一名哈比拉医生讲解哈比拉与埃朱奈纳的分别。突然间，一阵强风而至，远处的黑云正朝着我们的方向急速吹来。先是闪电，然后是雷声，一切都来得那么快，就这样，我们在达尔富尔遇上了第一场的午后暴风雨。风势之大，有如香港的十号风球，我以为那锌铁上盖定必会被吹走，然而全靠后勤人员的努力，那上盖保留原处。 暴风雨历时四十五分钟，雨后空气清爽怡人。晚上七时，天开始黑了，我尝试开灯，但没有电。原来，营地的电力都依靠汽油发电机，每天只会在晚上八时至十一时操作。于是，唯有暂时靠烛光照亮。 一阵车声和人声传来，医疗队伍完成一日工作，返回营地了。欢迎来到达尔富尔。一轮的握手、拥抱，我们闲聊一会，并共晋简便晚餐。然后，很快便要关灯，发电机的声音戛然而止，也就是睡觉的时候。据说，达尔富尔的夜空满是星星，但我在达尔富尔的第一个晚上却看不到。我在这里，还有很多个晚上，我仍抱着希望。 彭伟强

彭伟强医生于一九九一年在加拿大取得其首个生物化学学位，并于一九九八年完成香港大学医学院课程。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他在南非完成无国界医生艾滋病治疗训练，同年十二月开始在湖北省襄樊巿参与艾滋病治疗项目。二零零五年八月，他远赴非洲苏丹达尔富尔，再次投入无国界医生救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