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七日，湛蓝的夜空，挂上一轮新月，我终于可以看到达尔富尔的晚星。 灯光会吸引昆虫，所以晚饭后，我们总会关掉灯泡，燃点蜡烛。望着那燃烧得很快的蜡烛，我陷入了沈思。闪烁的火光，逐渐变得愈来愈弱，最后熄灭，犹如人的生命。此刻，我正想念着家中已年过七十的母亲。然后，卫星电话响起。 「无国界医生」在哈比拉的外科医生来电。他们接收了一个五十岁、肠道梗塞的病人。我在电话中和他讨论了那病人的情况，例如病人是否有生命危险、能否抵受得了五小时从哈比拉到埃朱奈纳的车程、及有否为他进行手术的可能性。毕竟，要决定是否运送病人，不只要考虑病人的情况，还要视乎沿途的安全情况、车辆和司机等配套安排。当晚，我们一方面以保守方法控制那病人的情况，另一方面后勤人员则安排运送的车辆。 我们决定翌日早上再通电，才决定是否把那病人送来埃朱奈纳。但若然没有血液储备，医院的外科医生是不会进行手术的。正如我之前曾提及，当地人相信，血就是生命，所以他们十分抗拒捐血，医院也没有血库。所以，仍有一个可能，就是即使那病人被送到埃朱奈纳医院，若然届时仍未找到合适的捐血者，病人仍不能接受手术。而他的儿子们的血液，与他的并不吻合。这一晚睡得不是太好，因心里总记挂着翌日大清早的工作。 第二天早上六时半，天仍未亮，我便起来准备，打卫星电话到哈比拉。后勤人员为准备车辆，比我还早起。尽管仍未为那病人找到捐血者，我们决定把他送到医院来。 我们预计他会在下午才被送抵埃朱奈纳，于是早上我先抽点时间，到难民营出席协调会议。这是营内难民第一次与所有在难民营工作的志愿组织会面，有些组织负责提供健康护理，有些负责食水及卫生，有些则分别专责为小童、长者及妇女提供服务。 营内的难民分成多个大住户，每户有一个首领代表，会议上便最少有二十名首领出席，他们大多都身穿阿拉伯服饰。会议举行的地方有禾秆搭成的上盖，沙地上铺上藤席，众人席地而坐。在会议上，所有志愿组织都有机会介绍自己在营内的最新工作情况，及最关注的问题。 各首领在会上亦表达了他们在营内生活的困难，包括营内的暴力事件和袭击，尤其是受到营外的人的袭击。营内有些妇女为了生计，私下酿酒，转售图利。于是吸引了营外的人来光顾，但这些人酒后闹事，导致殴斗、甚至性暴力事件发生。然而，营内警察所能控制的却又很少。所以入夜后，难民营内变成一处危险之地，关注妇女的组织便尝试为营内妇女筹措其它赚取生计的方法。 营内另一个问题是欠缺二十四小时的医疗服务，由难民营到埃朱奈纳医院，单是车程要二十分钟，而大部分难民都没有汽车。为营内难民服务的医疗组织，曾尝试申请通行证，以便戒严后仍可到营内提供医疗服务。但基于安全理由，申请一直不获批准。由于会上有一名苏丹政府代表列席，讨论十分激烈。无论如何，医疗志愿组织将继续游说当局，发出二十四小时的通行证。 下午时分，那个从哈比拉送来、有肠道梗塞的男病人被送抵医院前，已插上胃喉，有很多胆汁倒流；他不能进食，要靠静脉注射输送营养。或许因沿路崎岖不平，途中他排出大堆粪便，便溺上都布满了虫。他的肠道梗塞，可能正是那些寄生虫引致。但是当我触摸检查他的腹部时，却又感到他的右下腹仍有硬块。那究竟是甚么呢？但无论如何，他已安全被送到医院，且看观察一段时间后他的情况如何。 彭伟强

彭伟强医生于一九九一年在加拿大取得其首个生物化学学位，并于一九九八年完成香港大学医学院课程。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他在南非完成无国界医生艾滋病治疗训练，同年十二月开始在湖北省襄樊巿参与艾滋病治疗项目。二零零五年八月，他远赴非洲苏丹达尔富尔，再次投入无国界医生救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