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鲁（Gweru）的芒果季节已经结束，但对于我来说，其它的一切才刚刚开始。我慢慢学习这里的语言、熟悉这里的环境，感觉自己又成了一名婴儿。我适应着这里的气候：早上冷得发抖，中午却要急急找地方乘凉。我逐步认识人们的脸孔、记住他们的名字，最终了解我的新朋友及同事的脾性。我适应着我的新家——爬着蜥蜴的天井、住着壁虎的厨房、会跳出青蛙的淋浴室。 在过去的几周，我去过地区医院、乡村诊所及镇上的办公室。我和医生、护士、小区工作者和负责人一起，在陈旧的省级办公室里或是树下开会。渐渐地，我的工作从初来时的模糊不清变得明晰了。 三月底，我首次在低圭鲁诊所当了全日的主管。清晨，我们穿过乡间，经过水坝来到圭鲁。我们到达时，已有近两百名病人在茅草屋浓密的阴影中等待。大部份人是走路来的，其它人则是坐驴车而来，病情较严重的人则往往由手推车送过来。我被告知团队的四名护士中有两名生病缺席的消息，剩下的工作人员咬紧牙关，忙碌地开始工作。 我在抽血室里协助一名学生。我看不到队伍的尽头，但是我们埋头苦干，经过一个漫长的上午，终于为最后一名病人完成抽血过程。这么多血液样本将被送往无国界医生在圭鲁省医院的化验室进行分析。我们继续工作，开始每天的快速艾滋病病毒测试。 一些病人早上已经进行了测试前辅导，现在正在等待。我望着他们的眼睛微笑并核对他们的名字，然后告诉他们我的名字。我们用针管和注射器抽取他们的血液。正当我们做这件事时，我想起从统计数据上看，每六个测试中会有两个呈阳性的事实。我还不知道将是他们中的哪些人，也许是那位不怕针头的勇敢七岁小男孩，也许是那位挂着羞涩微笑的二十二岁年轻男子，又也许是那位裹着披巾的老奶奶——我试着用恩代比利语和她打招呼时，她看上去很开心。 我不习惯做这样的事。在英国家乡，化验室长长的通道、不断开关的门，还有穿着白袍的工作人员总是让我感觉很遥远。化验结果出来后，便被送到不同部门，成了计算机屏幕上刻板的数据。在这里，我看着血液及缓冲溶液慢慢渗在试纸上，显示着无可避免而又棘手的结果，这种直接使我突然冷静下来。若我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通过窗户向外望去，便可以看到荫影中病人们坐在长凳上，挤在一起，静静地等待着那也许改变他们一生的结果。 根据统计数字，今天的测试中会有两个呈阳性。可是我希望全部都是阴性。我不想任何人感染上这种侵噬身体的小病毒，一开始便削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亲密，然后再蚀入骨肉。我希望所有的测试结果都是阴性的。 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不会打败统计。几分钟后，六名病人中有两名的结果会呈阳性。我整理文件分散着自己的注意力，试图安慰自己那两位病人至少会和我们诊所治疗的其它四千名病人一样，将会得到最佳的护理和必须的救命药物。而这些，是他们许多其它非洲同胞所得不到的。

科斯比，来自英国的护士，二零一零年加入无国界医生。同年，前往津巴布韦参与首项救援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