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7/2011
在这儿从事医疗,目前为止最大的心理障碍是,在故乡百分之九十存活率的疾病,在异乡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十,而你再怎么努力也只能让它变成百分之五十。
硬设备的限制当然是一大问题。不只一次,我看着病人,脑袋里跳出的念头是「嗯,扫个超音波吧....啊,我们没有超音波」或是「嗯,送些脓去做细菌培养吧....啊,我们也没有细菌室」,过去习惯的标准流程到这儿完全行不通。
不要说奢侈的高科技检查了,连照张最基本的X光片都得约好时间把病人送到两小时车程的地区医院去,照出来的质量还不太有保证。纱布针筒缝线等消耗品也常供应吃紧,得节省再节省着用。整个大环境是另一重障碍。这儿的病患多半是忍耐再忍耐,忍到忍不住了才考虑到医院求诊,而从「向医院出发」到「抵达医院」之间有时还是一段长达数周的旅行。可想而知,最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会是一个怎样严重的病情。所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在这儿只能是一种长期目标,十年八年之内恐怕难以实现。
在这样的条件限制下,期待能有先进国家一样的医疗水平显然不可能,只能力求将手中的有限资源做最大价值发挥。当然,我们千里迢迢跑到非洲来,消耗大量资源人力,本就不是为了治疗感冒头痛这类不看医生不吃药也会好的小毛病。问题是,当一个病人出现在面前、当你有帮助他的能力,即使明知这疾病不会致命,又有几个医者能狠下心真的拒绝患者呢?所以即使戈格里亚勒(Gogrial)项目外科团队订下的方针是「尽可能只做紧急、救命的手术」,我们最常做的还是大大小小化脓的切开引流。
在布鲁塞尔行前简报时,外科团队负责人诚实而仔细的的对我介绍了在前线可能遇到的问题:「你大概无法取得过去习惯的器械、习惯的药物。你的前任留下的规矩可能你一点都不喜欢,而你所留下的新规矩也可能被你的下一任接班人推翻。你可能会很挫折,因为再怎么努力都无法得到想要的成果。还有其它各式各样会发生的状况,没有最糟糕,只有更糟糕。」讲完了这一大堆很能让人士气低落的话,最后他告诉我一句南美谚语:「Bad dancer blames the floor」,差劲的舞者才会舞跳不好怪地板烂,优秀的舞者只会要求自己。无国界医生不可能在前线给你一个豪华舞池,能在野台上把舞跳得多好,全看个人功力与心态。
希望我能跳一支好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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