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2年9月13日，自从我去年辞职参与人道救援差不多满1年时间，几周前结束了为期3个月南苏丹的项目，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到家。几个月时间体重减少5公斤，闭门不出休息了好几天时间才稍微缓过劲来。 回到中国见到了朋友们，纷纷问起南苏丹的见闻，我说︰“当时实在太忙，到底是没有时间写。”有一位朋友就正告我：“你还是写一些东西吧，这样也省得一遍遍地讲同样的事情。” 其实我在南苏丹期间经历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其实都很小，即使在当地恐怕也没有多少人在意，但是每一件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Micky和Mini 他们是一对在我们的诊所里出生的双胞胎，孩子的母亲是难民营里的1位普通妇女，看起来还不满18岁。这也是当地的常见情况，女孩子一般从14、15岁就结婚，到30岁的时候大多是5、6个孩子的母亲。甚至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因为年龄本来就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在妈妈的肚子里呆了不到28周就早早地降生到这个世界，是一对可爱的龙凤胎，出生时的体重只有不到3斤，属于超低体重早产儿。富有经验的比利时助产士告诉我，在非洲，因为母亲的营养情况不佳，许多孩子出生时的体重往往偏低，但是只要是足月诞生的孩子，往往可以凭借顽强的生命力活下来，但是这对孩子看起来实在过于虚弱，她表示非常担心，最后决定把孩子暂时放在产后病房，多观察几天再决定是否出院。助产士正好利用住院的时间教会孩子母亲挤奶，然后使用汤匙和针筒喂给两个孩子，他们每天需要喂食8次以上。 两个孩子的眼睛都还睁不开，除了吃奶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只有当助产士把孩子放在温水里洗澡的时候才会微微睁开眼睛，发出满意的哼哼声。我一次去妇产科会诊正好看到这两个孩子，我不禁脱口而出，他们就像两只小老鼠。当时他们还没有名字，就这样，Micky和Mini就成了我们对他们的称呼，Micky是男孩子的名字，Mini是女孩子的名字。 我下一次见到两个新生儿是他们出生3天的时候。2个孩子出现了大片剥脱型水疱，很有可能是因为照顾孩子的人没有洗手，脆弱的新生儿皮肤发生了感染。Micky的情况尤其严重，黄色的脓疱几乎占据了一半的身体，Mini的情况略好，但是也不容乐观，因为感染如果控制不及时，能够在几天时间内迅速加重。 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是第一次见到了，我们立即开始了抗生素治疗，同时限制了每天探望孩子的人数，希望避免交叉感染。3天以后，治疗效果开始慢慢体现出来，脓包消失了，并且开始结痂。我们松了一口气，只是在出生1周后我们复查体重时发现孩子的体重几乎没有增加的迹象。 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这么小的孩子根本没有能力吸奶，而且因为发育不完全，用助产士的话说：“他们甚至会忘记呼吸。”我们怀疑是母亲没有按时足量喂奶，因为孩子的母亲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几乎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可能不明白喂奶的重要性。可是接下来的情况更加糟糕，两个孩子都出现了体温过低的症状。 当地人的习惯是用一张毛毯把孩子裹起来，但是当时正好是雨季开始的时候，昼夜温差很大，在凌晨的时候我睡在帐篷里即使盖两条毯子都觉得冷，更不用说发育不全的孩子了。只是病房的设施实在是极端简陋，连基本的暖箱也没有，我们只得用医用棉花把孩子裹起来，再缠上纱布，希望能够借此保持一点可怜的热量。另外当地员工也反复向母亲说明足量母乳的重要性，如果遇上母亲忘记，我们的员工会帮助母亲完成喂奶。 在随后的几天Mini的体重开始上升，但是Micky却根本没有好转，他甚至连哭的力气也没有。因为我每天都会去看他们，渐渐有了感情，我也开始担心孩子可能撑不过去我暗自里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们最终保不住他们，我会很难过的。”尽管有我们全体尽了最大的努力，在他出生后第十三天的时候，终于发生了大家都愿意看到的事情。 即使是几个月以后的今天，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那是我在南苏丹期间最繁忙的一个夜班。作为当时诊所唯一的医生，我刚送了1位难产的孕妇前往镇中心医院接受剖宫产，随即送来了一个在家中接生产后大出血的妇女，她的血色素只有3克，眼结膜如同纸一样苍白，可是我们找不到合适的供者进行输血。11点钟的时候Micky停止了呼吸，早上6点钟另一位在内科病房诊断重型脑型疟疾的儿童宣告不治。 这样的孩子如果诞生在欧洲，绝大多数都可以活下来，成年后拥有正常的生活。他们会在新生儿特护病房，有暖箱，有功能完备的化验室，有24小时专职护士和儿科医生全程护航。在南苏丹的环境，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内科医生，甚少有儿科经验，而新生儿病学是儿科中最复杂的部分，更不用说Micky和Mini是早产的极低体重新生儿。 事来我反复检讨Micky的病例，我猜想当初发生皮肤感染后，新生儿破损的皮肤可能成为了细菌进入感染内部脏器的门户。到他出现低体温的症状，很可能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新生儿败血症。体温过低并不是保暖的问题，体重没有改变也可能并不仅仅是喂养不当，而是败血症的表现。因为孩子过于虚弱，伴有发育不全，他甚至连发热的能力也没有。 孩子出现脓疱时我们开始仅仅使用口服抗生素，只有在第十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我才调整抗生素为静脉注射用药。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早一些把口服药剂升级，也许一切可以挽回。只是我们并没有血常规分析仪，没有细菌培养的结果，更没有细菌抗菌谱检查，一切只凭借临床经验。而只凭借临床观察，最后我们永远也得不到结论。 有人这样评价我们的工作：你们的工作方式如同看到有人在海里里溺水，奋不顾身地喝海水，希望把海水喝干拯救生命，但是最后不但不会有什么结果，反而把自己彻底弄垮。仔细想想他说的其实也不无道理，即使拯救了孩子，以这个孩子的身体状况，几乎不可能在难民营那么恶劣的环境中生活下去。即使是出生时健康的孩子，每10个孩子就有一个可能活不过1岁生日，又有另外1个可能会在5岁之前夭折，只有不到8个能够长到5岁。孩子们能够因为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快夭折，重型疟疾能够在一天之内进展恶化，和Micky同一个晚上离世的孩子只有6岁，送到医院短短几个小时，在药物真正起效之前疟疾便夺去了他的生命。女孩子成年以后，每7个产妇中就有一个可能会在产床上死去。这里也是霍乱、肝炎和狂犬病的高发区。这样的环境下，作为紧急医疗救援机构的无国界医生，我们能够做的其实有限。南苏丹因为战乱，民族仇杀，动荡的局势几十年没有任何改观，由于我们并非发展型非政府组织，我们在几十的时间里也就不停地重复相似的，治标不治本的紧急救援行动。 我更愿意把我们的工作比作在海边拾起搁浅小鱼抛回海里的孩子。我们的力量有限，但是我们以最大的努力改变着当地的医疗环境，因为每一条回到海里的小鱼在乎。Mini最后顺利地出院了，她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她曾经有过1个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不到2星期的弟弟，但是她一定在乎我们所做的一切，即使他们出身卑贱，即使他们默默无闻，如同两只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