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在澳洲生活的日常琐事稍一停顿下来，我的心神马上就荡摇着，回到阿富汗的昆都士。一个深洞吞噬了我丶困着我，而我尝试挖出洞里的底蕴。我辨认出，并非那天凌晨遇袭的恐布情景，不是那没有间断的空袭的震耳欲聋声音，不是眼前那些残肢或弥漫着的血腥气味，而是一股无以名状的痛失和悲痛，它一直往下延伸，延伸进那无底的深洞。

 

 

早上7时35分，无国界医生住所外聚集了数十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员，我们挤进了两辆四驱车，男的在一辆车，女的则在另一辆。卡特里娜（Katrina）一如以往的姗姗来迟，她跳进车里，争取时间在开往医院的车程上匆匆整理发上的头巾。我看看坐在对面的外科医生莎莉（Sally），她眼下挂着一对深深的黒眼圈，我问她∶「晚上没睡吗？」她耸耸肩说∶「凌晨两点协助哈基姆（Hakeem）医生做了个剖腹手术。」我们相视而笑，这工作是有点艰苦，但正是我们来到这里要做的，我们都没有任何怨言。

 

我把握唯一能为瞥见昆都士市喧嚣一面的机会，透过车窗上的防爆膜往外窥看，看到行政主任穆吉（Mujeeb）在街上走着，又看见数据输入员纳吉布（Najib） 骑着自行车，他们正前往医院开始新一天的工作。来到医院门前，医院守卫在迎接我们的车辆，我们礼貌地挥手回应。医院门外排了一列等待接受安全检查的人，以确保他们遵循我们「不准携带武器入内」的规定。队上有很多男人，有的撑着拐杖，其中一人推着轮椅，上面坐了个截去双腿的男童，也有几个披上蓝色面纱丶手抱幼童的女子。

 

我们由四驱车下来，走往早会室，途中遇见一位园丁，正悉心打理栽满了整座医院的美丽的玫瑰。我在早会室门外脱下鞋子，听到约三十人在内闲谈，他们都是医院的部门主管。我走进房间和他们一起席地而坐，正式开始当天的会议。还记得第一次参与这「地上会议」时，心里有多惊讶，现在它却是那麽寻常。

 

突然，医院停电了，整个房间变得漆黑一片，其中一位同事打开金属制的窗子，光线从外涌入，这时我才想起∶对了，这本就是「安全室」，是我们遇上紧急事故时暂避的地方。那时我根本无法想像甚麽样的紧急事故，会令我们为了安全而要使用这房间，更没料到10月3日我们在此躲避针对医院的空袭，後来更成为了临时急症室和手术室，治疗受伤的工作人员，当中不少更是那次会上的同事。

 

会议结束後，我们各自返回所属部门，展开新一天的工作。途经厨房，一股鸡肉的香气扑面而来，那是厨师为我们准备的午餐。然後我到洗衣房领取刚洗过的制服，再到女更衣室，沿途碰上传译员苏拉娅（Suraya）和精神健康人员苏拉宝（Sorab）。

 

我走到急症室，医生和护士正忙着，百多名病人在轮候∶当中有遇上意外的，也有暴力事件的受害者。我探头进复苏室察看， 两位急症室护士穆希布拉（Mohibulla ）和拉尔穆罕默德（Lal Mohammed） 正在协助阿明（Amin）医生为一个受了枪伤的年轻男病人插喉。他头上的监测器发出缓缓声响，显示伤者情况穏定，床边的架上挂着两包血浆。我看看病人和他的X光片。「阿明医生，一切都在控制之内？」我问。其实我心里已知道他的答案。阿明医生不顾得抬头看我，只答道∶「当然。」这间医院已运作了四年，培育了不少熟练的医务人员，阿明医生丶穆希布拉和拉尔穆罕默德都是当中例子，阿明医生总能给我惊喜，似乎没有任何困扰他，他就是那麽能干丶自信丶有效率。

 

我离开急症室，两位正在清洁走廊地板的工人纳吉布拉（Najibulla）和纳西尔（Nasir）向我微笑，他们不太会说英语，而我也不黯达里语，大家只能以有限的言语沟通，但我把手放在胸前，以示敬意。我知道，他们对工作抱积极和认真的态度。

 

走进重症监护部，前面有一位看护人（看护人通常是病人的家属，全天候留守在旁，为病人提供基本护理）。我跟在他身後，留意到他走路一拐一跛的，要以拐杖辅助，细心察看下发觉他两腿均已被切除，用的都是义肢。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受伤的，是遇上军事冲突？被掉落航道的导弹击中？还是被路边炸弹所伤？他走到四号床，原来他的儿子误踏地雷，和他一样失去了双腿。那刻我体会到他们所感受的絶望，是两代人经历了三十多年漫长战争的伤痛。

 

我召集所有重症监护科医生，开始巡房工作。我匆匆一望，注意到纳瑟尔（Naseer）和齐亚（Zia）这两位勤劳又能干的年轻护士在协助病人从轮椅返回床上。那病人是个健硕的男子，但遇上炸弹袭击後长期在重症监护部留医，变得极虚弱。齐亚刚带他到室外呼吸清新空气，那确是他需要的。我还来不及阻止，已见纳瑟尔抱起男病人，双手大力一提，把他由轮椅安置回床上。我跑过去看纳瑟尔有没有受伤，告诉他下次一定要找人帮忙，他却孩子气的笑一笑，挥一挥手把我打发掉，从那天起我便叫他「猛男纳瑟尔」。

 

到了早上10时，医院一如以往的忙得不可开交。我离开重症监护部，准备到病房看一位病人，途经病理部，看见化验室技术员弯着腰看显微镜。经过手术室外，看见工作人员正用担架将病人送进手术室，手术室护士阿卜杜勒萨拉姆（Abdul Salam）上前迎接，手术室内一队由国际救援人员和阿富汗当地外科医生组成的团队，已凖备好为病人进行专门的创伤手术。我们医院是阿富汗北部唯一支援这类创伤外科手术的医院。

 

手术室後面，我经过挤满了人的X光部和门诊部，里头护士忙着为病人更换石膏丶包扎伤口和调整拐杖。我认得走在我面前走过的病人，是九岁的埃斯玛图拉（Esmatulla），物理治疗师正为他进行评估。他跛足的情况看来比上次见他时好了点。阿玛图拉曾遇上严重车祸，导致盘骨碎裂丶肺部受损，以及背部软组织完全损毁，在重症监护部留了好一段日子。他的背伤很罕见，要动多次手术，我们在全球各地寻求了不同专家指导及协助。对埃斯玛图拉而言，这是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但看来他的情况不错，似乎很快便可重拾正常的童年生活了。

 

我继续往前走，经过了精神健康部门丶物理治疗和医疗记录部门，然後离开主楼，终於来到四号病房，一座排有约二十张病床的小型建筑物。物理治疗师正在指导一个中年男病人操作他的新义肢。我来到罗尚（Roshan）床前，想要看看这位刚由重症监护部转过来的病人，但只见空空的病床。

 

护士说，罗尚出了外面散步，然後就出去找他。罗尚可以走路，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佳音！罗尚的心脏被刺伤後在重症监护部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不可思义地，外科医生们成功修补他左心室两厘米长的撕裂。可是，大家对他的康复都不敢寄予厚望。然而，他此刻就在这里，缓慢但坚定地走回病房。我稍微调较他的用药，建议他明天应该可以出院了。他双手合十於嘴前，吹了一个音，可见他是多麽兴奋！

 

那天馀下的时间里，各职员紧守岗位工作，照顾着到医院求助及留下接受治疗的病人。医院彷佛奏着完美和谐的协奏曲。

 

当我们经过漫长的一天回家後，我脱下头巾，跟几个国际救援人员走到露台欣赏晚霞馀晖。色彩缤纷的风筝在天空中飞翔，孩子们在邻近的天台上控制着它们。太阳徐徐落下，环绕昆都士的山峦被粉红色的晚霞照亮。在远方的伊斯兰教教长开始颂起祷告，其他教长随即加入，直到天空充满着交响乐似的声音。这是一日中多麽可爱的时刻。

 

 

 

 

大约凌晨二时，我从睡梦中被激烈的战斗声吵醒。在昆都士经历了五个月的「战斗季节」，我已经习惯了战争的声音……但这次不同，这次的声音非常靠近和猛烈，而且从四方八面传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当我听到战斗的声音时，我便会等待从急症室打来，通知接收了大量病人和要求支援的电话。然而，今次的电话比以往迟了很多才打过来，因为今次的袭击太过猛烈，很多伤者未能迅速被送到医院。9月28日，星期一的太阳冉冉升起，袭击暂时放缓。电话响起，开始了我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周。

 

第一天医院陷入一片混乱，数小时内超过130名病人涌入医院。纵使全部工作人员奋力应付， 我们仍然应接不暇。大部分病人是平民百姓，但有些是冲突双方的受伤士兵。

 

现在当我回想当日的情景，深深烙在我脑海的，有弥漫着整个急症室的血腥味；有绝望的人拉着我的衣服恳求我去帮助他们受伤的挚爱；有父母因我们未能拯救其被流弹所伤的孩子而发出的哀号丶绝望和愤怒；有我看着一个又一个病人不断地送来丶放在早已挤拥不堪的急症室地上而产生的惶恐；还有伴随这一切的，是机关枪枪声和偶尔贴近得令人不安的巨大爆炸声。

 

终於，大约晚上10时，医院的情况稍为缓和。我和几个资深同事终可坐下来思索一下，这次「战斗季节」的战事比以往的更激烈的原因及其影响。我们认为，在这情况下进出医院并不安全。这意味着没有新的工作人员能接替那些早已连续工作超过24小时的医生丶护士丶清洁人员丶担架员丶化验室技术人员丶守卫等等。所以，我们展开了每日进行两次安排睡眠的轮更表，无可奈可地接受这很可能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而非一场迅速完成的短跑比赛。

 

那个星期，医院接收的病人数量远超我们所能应付。病房内，所有病床被推至一张紧贴一张，以便腾出空间在地上放置额外床垫。手术室不分昼夜地运作，处理不断增加的伤者。重症监护的需求殷切。在有限的资源下，我们已克尽所能，但仍无助地看着很多本应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存活的伤者失去生命。有些病人需要某种罕见的血型，但没有人能到医院捐血；有些病人需要以呼吸器维生，但全医院只有四部，供不应求；有些则是被困於家中数日，未能及时到医院接受治疗，另有些则是当来到医院时，他们的伤口及身体已经受感染，即使做手术或用我们最强的抗生素也无法救治。

 

奥斯马尼医生（Dr. Osmani） 是那星期我在重症监护部的得力助手，是一名充满感染力和思想开明的年轻医生。他对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充满兴趣。早在数星期前，在我还未得悉澳洲换新总理时，他已向我提及。所有曾经和现在在重症监护部工作的人员，都因他的医学技能丶工作态度丶无私奉献和将心比心的怜悯精神而对他爱护有加。他其实早在数个月以前已从医院退下火线，到喀布尔接受眼科训练，但他慷慨答应每个周末都回到昆都士，到医院的重症监护部工作，帮助我们训练那些来顶替他的新医生。他曾告诉我：「无国界医生给予我很多机会，我从中学到很多，所以现在我想回馈他们。」

 

奥斯马尼医生在战事爆发当晚，是部门内的资深医生，他决定留下来施予援手，整个星期就在医院留宿。除了身上的衣服外，他连一枝牙擦也没有。他的家人十分担心他的安危，经常致电给他查看他的状况，或许也有劝他离开。当我担心他睡眠不足，恳求他去休息时，他向我报以灿烂的笑容，说：「不用担心凯瑟医生，我很好。能在这里帮忙，我很高兴。我们就像一家人。」他笑着又说：「除此之外，我现在有这个。」他拿出一根残旧丶破烂丶末端被磨的短木棒。木棒被磨过的一端似乎有些牙齿印。我拿起它，好奇地望着，问是什麽来的。这令他笑得更厉害。「这是阿富汗牙擦。其中一个病人听到我提及自己没有牙擦时送给我的。明显地，我不能拒绝他。」我俩咯咯地大笑起来。就是这些珍贵的回忆，支撑着我度过那艰难的一周。现在当我发现这些回忆是何其珍贵时，我的心碎了。这些或许是奥斯马尼医生一生中最後几个的幽默快乐时刻。

 

我们那时都知道，医院位处在变化迅速的战线的中央，这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当战火迫近，枪击和爆炸使墙壁震动。我很害怕，我们大家都很害怕。当听到一声巨响彷佛在医院附近响起，我们全部立刻蹲在远离重症监护部窗户的地上，互相紧张地看着大家，半哭半笑似的，在共同身处的危险情况下稍微苦中作乐。我们亦尝试将病人及易燃的大氧气樽从窗边移走，但重症监护部的间隔令这难以进行。我时常担心由窗户而来的袭击，却从来没想到会由上空而来，亦即是数日後发生袭击的地方。

 

这星期过了一半，医院急症室护士拉尔穆罕默德在离开医院途中被流弹击中受伤，伤势危及性命，我们也为此事召开了一次医院员工紧急会议。为他急救时，我心里不断自欺欺人的嚷道：「他是我们的人，他是不可能能受伤的！」我们把他安顿好在深切疗部後，召集了医院约八十名员工进行紧急会议，我在会上看见好几张新面孔，都是刚刚赶到医院顶替离开了的员工。这星期头数天还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同事，很多都趁战情稍退而逃离了家园，把家人安顿到其他安全地方。而顶替他们的同事，都花上一些时间才能赶到，有的因为居住地区受战事波及而被困於家中，更多的是来自其他省份，他们都冒着生危险前来昆都士。尽管如此，他们终於都赶到院并正式投入工作了。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副医疗总监萨塔尔（Satar）医生和药剂部主管塔西尔（Tahseel），他们都是从喀布尔千辛万苦的赶过来，帮助医院渡过难关。看到各人聚首一堂，孟然提醒我们尽管我们人手有限，但都彼此一心，坚守岗位，肩并肩的一起把医院撑起来。我们一起经历了彼此生命中丶以及昆都士创伤中心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其间能与这许多位英勇的男男女女站在一起，能和他们成为同事丶成为朋友，我感到无比自豪与光荣。

 

因为这漫长的战事，令我们所有人都付上了不少代价。这星期差不多完结时，我们不但身心俱疲，精神和情绪上也要透支了，不只一次，我们都被絶望之感所笼罩。来到最後一天，一个家庭在逃离昆都士时，被困於战事交火中，几个小孩当场被杀死，另外两个分别在医院急症室和手术室离世，其他的则身受重伤。奥斯马尼医生难掩哀恸∶「他们都只剩下鲜血和尘土了，他们都肢体不全了。神呀，他们的哭号还有人会听到吗？」

 

几个小时後发生的事，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当时我经过急症室，主管苏赫拉布医生把我叫住，他手抱着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和他共事了五个月，他那悲恸的神色，可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到。他告诉我，自己刚刚宣布了这婴儿的母亲死亡。这对母子在路上遇到炸弹爆炸，母亲以自己的身体保护婴儿，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儿子一命。我们一起前往女病房，要把这漂亮的婴儿交给女护士照顾，他对我说∶「凯瑟琳， 我承受不了，我真的承受不了。这是我第一次忍不住自己的泪水。」然後我们都没有再说一句话，默默的走往病房，只有泪水在我俩面䫪肆意涌流。我整个人都被掏空了，那刻我很想紧紧地抱住他，告诉他一切会安好的。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是当地文化所不容的，但更重要的是，我自知这只是个谎言，没有人知道将来会变成怎样的。

 

回到急症室後，苏赫拉布医生跟我提及部门人手问题，原来我们就只剩下四个医生了，其他人不少都已离开了昆都士。他大概是在我脸上看出我的忧虑，急忙对我说∶「还有我，我会留下来的，我不会离开医院和我的同胞。」我心中为这勇敢年轻的气魄所感叹。他还告诉我，阿明医生已把家人安顿好，并已在当天回到医院。我立刻松了一口气，虽然我们只剩下四位急症医生，但其中两个是最优秀的苏赫拉布和阿明。

 

来到第五天，是最後一天，也是重症监护部最感乐观的一天，大部分病人康复情况都很理想，预计很快可以离开重症监护部。

 

一号病床上的病人在个多月前因交通意外受重伤，出现了多种并发症，但他的进展十分理想，接下来几日可以开始逐步停用呼吸机。那天早上我告诉他可以尝试自己呼吸时，他兴奋的看着我，更主动和我握手（阿富汗男人很少对一个女人这样做的），表达尊敬和谢意。我很有信心，不消几天他便可完全放下呼吸机，也很快可以回家了。

 

二号病床上的是急症室护士拉尔穆罕默德，他入院两天以来情况一直很好。看见他身体逐渐康复过来，我才放下心头大石，并打算於翌日上午让他从诱导昏迷中醒过来。

 

七号床上的女孩莎伊斯塔（Shaista）只有三岁，她在一场爆炸中被炸至左腿和臀部分离，更几乎失去了身体全部血液，经过多次输血和手术才能保住性命。现在她康复情况令人乐观，我十分开心，计划第二天便可把她转到普通病房。她的母亲一直陪伴在她身边，当我告诉她斯海斯塔明天会转到普通病房时，这位脸上总挂着亲切微笑的漂亮母亲如释重负。

 

八号床的瓦希度拉（Wahidullah）十二岁，是我的奇迹之子。他父亲告诉我他是班中的顶尖学生，说着语气是多麽的自豪。他约两星期前遇到交通意外，脑部受到创伤性损坏。尽管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他仍一直处於昏迷状态，没有任何复苏迹象。由於重症监护部床位的需求很大，我们必须把资源留给最有机会生存下来的病人，很遗憾，我们认为华哈度拉生存的机会并不大，所以提早把他转到普通病房。那天早上，我和奥斯马尼医生收到紧急通知，病房内一个病人心脏停突然顿了，看到是这孩子时，我的心不禁往下一沉。进行急救时，我们同时讨论继续下去是否有用，但他的父亲恳求我们不要放弃他的孩子。出乎意料，他竟然很快回复心跳，虽然有点为难，但我们答应了他父亲，把华哈度拉带回重症监护部接受短时间治疗。

 

这天下午，奇迹出现了，华哈度拉的父亲把电话放到他耳边，让他母亲向他说了好一会。听过那通电话後，他就醒来了。他睁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更能跟从指示和我握手。重症监护部内每一个人都忍不住围拢过来看看这孩子，这个我们都几乎要放弃的孩子，这简直是个奇迹。大吃一惊之馀，我随即告诉他的父亲我们会在第二天早上为他移除呼吸机，然後送他到普通病房。我们都笑了，这实在太令人惊喜了。明天将会是美好的一天。

 

然而，对於大部分病人丶以致那天晚上在重症监护部值班的工作人员而言，那美好的明天并没有来临。美军空袭我们医院的第一枚炸弹，就是落在重症监护部。除了莎伊斯塔外，病房内所有病人都命送当场，和病人一起的看护人亦然，我们更失去了奥斯马尼医生丶护士齐亚和猛男纳瑟尔，还有清洁工纳西尔，他们都死了。我多麽希望那三位包括急症室护士拉尔穆罕默德在内丶仍然未醒的病人，都是在睡梦中安祥离世的，然而我知道这只是个奢望。他们都被困在病床上，被灼热的火焰活活吞噬。

 

随着美军战机精准的连环袭击步步进逼，重症监护部的噩梦一直漫延到主楼其他部门。急症室护士穆希布拉死了。清洁工纳吉布拉都死了。阿明医生受了重伤，他成功逃离主楼，我们将早会室旁的厨房改成临时手术室，拼命的想要把他救回，但却只能为他换来多一个小时的生命，最後，他在他的同事怀里去世了。手术室护士阿卜杜勒萨拉姆也逃不过死神。空袭持续，穿过被当成员工临时休息室的门诊部，一直延伸至主楼其他地方。萨塔尔医生死了，病历纪录员阿卜杜勒马苏（ Abdul Maqsood ）都死了。我们的药剂师塔西尔负着重伤，去到早会室，但不久後就死於失血过多。两名医院看更萨比（Zabib）和沙菲克（ Shafiq ）也死了。我们的同事不是像电影情节般平静地离世，他们是痛苦地丶慢慢地死去，他们有些大声叫喊救命，但他们等到的并不是救援，而是无尽的孤独和恐惧，他们清楚了解自己伤势，也知道死亡即将随之而来。其他受伤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不计其数，有手脚被炸断的，有身体被炸弹碎片穿透的，有烧伤的，有肺部丶眼睛和耳朵被爆炸造成的气压波所伤的，许多都因而变成终身伤残。这噩梦般恐怖的一幕，将留在我脑海里一辈子挥之不去 。

 

回到澳洲的家里，我坐在咖啡馆里俯瞰大海。呷上一口意大利咖啡，听到飞机在上空飞过，但我没有抬头去看，我知道没有这必要，这只是一个标准的民航机，我现在很安全。从一片危难来到这奢侈的平安，原来是这麽容易。

 

我盯着那片寛阔的海洋，试图解读心中那挥之不去的沉重失落感，泪水涌上我的眼眶，那是我心中的悲痛，我的朋友丶我的同事，他们在我心中烙下这锥心之痛。还有病人！噢！那些病人！多少年轻的生命，多少充满希望的生命，他们一一被无情地夺去了。但那悲痛和失落感为着的远不止於此，那是为着在10月3日失去亲人的人，那是为着所有昆都士人因长期冲突失去的一切，那是为着来自世界地的工作人员和当地员工，以四年时间辛苦建立的医院毁於一旦。我不禁想，这烧焦了的建筑物支架，本来是一座每天能拯救几十条生命丶治疗几百个病人的医院。那他们以後要怎麽样呢？活下来的人丶还有以後受伤了的昆都士人，他们以後到底可以怎麽样呢？有谁会来救助他们，为他们提供复杂的创伤护理？有谁来把他们破碎的身体缝补起来？这一切都无法理解。我能够做的，就只有在自己跌进无底黑暗深渊前，迫着自己往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