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纵使承受着偏见，他们之中还是有人努力生活着。今天的文章来自巴特尔米（Barthelemy），一名布隆迪难民，也是无国界医生在坦桑尼亚西北部的恩杜塔（Nduta）营地的其中一位员工。这个难民营有75,000名布隆迪难民聚居，无国界医生是营内唯一提供医疗服务的组织。身为难民，巴特尔米经历了非凡的旅程，才获得安全，并和家人在坦桑尼亚开始新的生活。以下是他的故事……


每当我想起家乡，我总会记得那些温暖的日子，日落时分，我沿着坦噶尼喀湖（Tanganyika）的金色岸边，骑车行驶在太阳炙烤了一天的柏油路上，看到河马浮上水面偷看，孩子们在水里玩耍。我记得衣着鲜亮的朋友们在蓝白亮色的教堂旁相聚一堂，记得牧师在阳光照亮的讲坛上布道的回音。我还记得大学毕业的那一天，我女朋友自豪的脸，两颊的笑纹，我记得那时我多么开心。

但回想2015年，令我抛下一切的那一天总让我感到痛苦。那些悲伤的回忆从未离开我的脑海。事发时的前几天，到处都是枪声和爆炸声，我的国家正经历巨变。一天夜里，两个持枪的男人闯进我家，强迫我趴在地上，一边威胁说要开枪杀死我，一边偷走我的财物。在那之后，恐惧的苦味一直萦绕在我的喉咙深处，胃里一股恶心的潮水不断泛起，因为暴力每天都在我的家周围爆发。.

我知道我得走了，尽管我不想抛下我的工作、我的家人、我的教堂和我的家园。吻别女友的时候，我感受到她的睫毛上挂着温暖潮湿的泪水，我向她承诺：“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但是我到了后就会给你写信。”

我骑着自行车出发了，背着一个背包，包里有几件衣服、一本《圣经》，一个手机。口袋里大约有80美元。我骑了好几个小时，听到枪声时就躲在大楼或者大树后面。我骑车经过了熙熙攘攘的小镇，那里打斗正酣，枪声像教堂报时的钟声一样响亮；我骑着车穿过了山顶清新的空气，又搭上卡车，穿过一排排桉树围绕的蜿蜒乡村道路。

一路骑车，休息时睡在路过的当地村庄里，就这样五天后，我穿越了坦桑尼亚边境。我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面容也因疲劳而憔悴。这是我作为难民的生活的开始……

起初，我和大约20个男人一起，住在边境附近的一个难民中转中心的大厅里。因为没钱，我们在坚硬的泥地上放在垫子，就在那上面睡觉，吃的是玉米粥。我给他们唱歌，一起祈祷我们能找到避难之所、水和安全所在。一周后，我被联合国机构转移到尼亚鲁居苏（Nyarugusu）难民营，那里聚集了约15万来自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难民。

到达营地的时候，雨无情地落下，我只能看到一片泥泞的海洋，上面散落着用生锈的杆子撑起的白色塑料布。我和另外六个人挤在一间帐篷里，睡在硬地板上的一张垫子上，穿着所有的衣服，因为潮湿而瑟瑟发抖。雨水从塑料布里漏出来，很快，我的头发里、衣服里、床上，到处都是虱子。

一开始，我感到很寂寞，但周围的人给了我力量。我们收集木柴，晚上围坐在火堆旁，煮粥，分享我们家乡和家人的故事。我意识到我并不孤单，在这里的许多兄弟比我承受了更多痛苦。我们拥有彼此，团结在一起——不是作为难民，而是作为人类。

两个半月后，我被转移到坦桑尼亚西北部一个叫恩杜塔的难民营。从睡在塑料布下，到住在帐篷里，最后用干木头和泥土建造了自己的家。我们还与当地基督教会众一起，为营地建造了一座新教堂。

恩杜塔难民营内，精神健康办公室的入口。 © Pierre-Yves Bernard

很快，我在无国界医生这个医疗组织里找到了工作，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护士和工程师共事，还有很多坦桑尼亚同事，非常有归属感。我们是难民营中唯一的医疗服务机构，治疗疟疾、麻疹、糖尿病和其他数十种威胁生命的疾病，拯救人们的生命。

2016年6月，我的女友离开布隆迪，踏上了同样的旅程，我们最终在恩杜塔难民营团聚。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分离，为彼此安危担惊受怕，我们终于在营地的教堂里结婚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名叫“古德勒克·特纳（Goodluck Tena，英语Good luck有好运的意思）”的男孩。

如今我已在坦桑尼亚以难民的身份生活了五年，我只希望：请不要因为我们是难民而评判我们。我们既不危险也不邪恶。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人，活生生有感觉的人类，有恐惧也有梦想。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可能发生在地球上的任何人身上。没有人会主动选择成为难民。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到安全的地方。我怀念我的教堂，我们那些穿得花花绿绿的会众，我的家人。有一天，我将在我自己的土地上建起自己的家园，我会再次沿着坦噶尼喀湖岸骑行，这一次将会带上我的妻子和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