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名医护人员,有件事让我很震惊。以色列在新冠肺炎疫苗接种方面,在国际上广受赞誉,但是成功背后,却有其阴暗的一面。我工作的约旦河西岸,以及我的同事们所在的、封锁中的加沙走廊,都能感受到它的残酷影响。

以色列已成功为近420万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几乎是总人口的一半,其中更有280万人已完成2剂疫苗疗程,占总人口30%以上。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却仅有数千剂疫苗可用,而据称在上星期已送达加萨走廊的20,000剂疫苗,对当地需求而言则仅是杯水车薪。最乐观假设,35,000剂俄罗斯的Sputnik V和莫德纳(Moderna)疫苗全部可用,那也只够覆盖巴勒斯坦总人口的0.8%。

说白一点,以色列人接种疫苗的机会是巴勒斯坦人的60倍以上。以色列作为占领者,有责任确保被占领土地的人民有医疗资源,包括“在充分利用可用的方法下,采取和实行必要的预防措施,以对抗传染病和流行病的传播”。[1]

我随无国界医生一个专门支持新冠肺炎应对工作的小组一起来到希伯仑(Hebron)。去年12月第二波疫情袭击约旦河西岸时,我们提供医疗支持的杜拉(Dura)医院挤满了新冠肺炎患者,绝大多数是老年人,许多人有潜在的糖尿病或其他慢性病症状。不断有患者死亡,尽管世界各地都有新冠肺炎患者在院内过世,但看着这些我看护的患者在自己面前死去,让我相当痛苦。

约旦河西岸的11个省中,有8个省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再次增加。在希伯仑,过去4周,确诊人数缓慢而稳定地增长。我再也不想见到病患死于缺氧,疫苗是我认为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希望,却也是失望的源头。

几公里外的以色列已经为所有弱势群体打疫苗,他们甚至正计划接着为较不易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健康成人和青少年接种。而在约旦河西岸这里,目前大约有10,000剂疫苗,足以为5,000人提供接种。我任职的医院已为工作人员提供了疫苗,但可用剂数远不足以涵盖所有医护人员,更遑论老年人和有其他健康问题的新冠肺炎高死亡风险人群。

如果被问到为什么巴勒斯坦的弱势民众无法获得疫苗接种,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实在令人费解和难以置信,更糟糕的是,整个情况相当既不公且残忍。

我们听说有更多从各种捐赠渠道而来的疫苗正送往巴勒斯坦,但这里现在什么都没有。半小时车程外的以色列却有成堆的疫苗,且正计划为低风险群众接种。

对此,我非常愤怒,在加沙工作的同事比我更愤怒。一切虽得来不易,但我任职的希伯仑杜拉医院能够获得治疗新冠肺炎的大部分需求物资,且无国界医生团队能在此提供在职指导和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来治疗所有需要氧气的重症患者。然而,严格的边境封锁使加沙的医疗物资和药品短缺情况严重得多,他们治疗新冠肺炎的能力较弱,因此对疫苗的需求更高。最近送达的20,000剂疫苗完全不足以保护医护人员,以及最需要新冠肺炎医疗护理的最弱势民众。

以色列是占领者,拥有数百万剂疫苗;巴勒斯坦是被占领的区域,手上仅有几千剂疫苗。身为医护人员,我并不在乎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我深切关心最弱势群体是否能优先取得疫苗。这件可耻的事情在我心中不断回荡,挥之不去:在以色列获得疫苗接种的机会是巴勒斯坦的60倍,而巴勒斯坦最弱势无助的民众还是得不到保护⋯ ⋯

 

肯尼斯(Matthias Kennes)是一位注册护士,同时还是无国界医生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仑市的新冠肺炎应对工作医疗顾问。此文写于2021年2月22日。


[1] 日内瓦第四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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