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卡娜普（Ekar Nap）──四十岁
她的儿子莱狄（Lai Dee）──十二岁

伊卡娜普有五个孩子，她来自柬埔寨的基里翁（Kirivong）。基里翁距离无国界医生在茶胶（Takeo）的诊所約五十公里。自二零零一年四月起，伊卡娜普成为无国界医生的志愿人员，负责照顾病人的工作，包括接待儿童病房的母亲，帮助量度艾滋病儿童的体重和身高，以及取得其它的所需的资料。
   
二零零四年三月，她在当地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中进行血液检测，证实她感染艾滋病病毒。

那时我病得很重，变得非常消瘦，全身长满了皮疹。我的皮肤很刺痒，于是我的父母就带我去验血。我很久之前就怀疑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检查，因为我非常害怕，我知道我会感到非常沮丧。

我丈夫过去每晚也外出，我知道他一直与某些人「见面」。我非常怀疑他的身体状况，我经常叫他做检查，但他也拒绝做检查。他患有生殖器疣和淋病，我告诉他和我行房时要使用安全套，但是他说每次「外出」时都非常小心，而安全套是给性工作者用的。我们是夫妻，他和我行房时从来都不使用安全套，他告诉我不要再要求他使用安全套，我也没有办法。
   
二零零零年，我丈夫病得很重。我一直询问医生我的丈夫是否患上艾滋病，但是医生说他得了伤寒和肠炎，并不是爱滋病。我变卖我们所有的稻田和土地为他支付医疗费用。我非常怀疑他染上艾滋病，而我其中一个孩子也可能染上，因为他比我其它孩子虚弱，出生时头上还有水疱，只是那个医生没有说出来。我的丈夫已经过身，他到最后也没有将真相说出来。回想起来，我想他付了钱给医生替他保密，因为当时人们对艾滋病仍有很多歧视。
   
我搬回父母的家居住，他们都是农民。我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在田里工作。我变得十分贫穷。我丈夫去世时，我十五岁的孩子就像失去一切，非常沮丧。他辍学后，到西哈努克城（Sihanouk）找工作，帮忙养活家庭和我。
   
我的丈夫死后四年，我才决定做检查，因为我非常害怕。二零零四年，我病得很重。我被验出对爱滋病呈阳性反应，令我感到非常震惊。我安排儿子做检查，结果他也是呈阳性。我痛哭了一场，我恨透了我的丈夫。一星期后，我安排所有孩子做检查。我感到非常绝望。我只有一个女儿，我非常疼爱她。我想如果她的检查结果也是呈阳性，我就不活了。我真的想自杀。但幸好她对艾滋病呈阴性反应。我的孩子成为我生存的动力。
   
我的家人和身边的人都歧视我。我的一些兄弟姐妹拒绝和我一起进食。当我来到寺塔(Pagodas)时，当地人都避开我，但我的父母却十分支持我，还在经济上支持我。他们将大米、许多的鸡和猪卖掉，来支付我治疗机会性感染的费用。我在当地的非政府组织花了一万瑞尔（东埔寨货币单位）进行治疗。后来，我被转介到无国界医生诊所接受治疗。我根本没有钱支付治疗费用，尤其是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费用。当时我的体重只有二十公斤，我的CD4细胞计算是四十七。我感觉非常糟糕，我想过要自杀，但我的儿子当时还未病发。无国界医生安排我和儿子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我的情况开始好转。我的体重增加了十公斤，就在这时我的儿子开始病发，他发烧及长出皮疹，又经常不能上学。
   
现在他的情况已经改善。别人的歧视已经不再令他觉得那么难受。起初，学校的同学怀疑他是艾滋病感染者，都不愿意和他玩。有一天，老师在教室揪着他的耳朵，问他为什么经常缺课，所以我就去见老师，并将事实告诉他。他的态度十分正面，有时他更为我的孩子免费补习，帮助他赶上其它的同学的进度。
   
我非常担心他，但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当他情绪低落时，我会尽力鼓励他继续学习。他了解自己的病。我希望他能继续接受教育，然后找一份工作。我们并不富裕，艾滋病也不能完全根治。这种病很凶猛，但是我会继续照顾我的孩子，我们相互支持。

伊卡娜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