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巴格达市的街头目击了新景象。在市内众多检查哨的其中一个，许多身穿白色医师袍、戴着N95口罩的男人站在士兵前面，逐一检查小面包车内的乘客是否佩戴了口罩，原本穿梭在排队受检车阵中兜售香烟的小贩，多了贩卖口罩的新副业。

然而，除此之外，很难看到新冠肺炎对这座城市有什么冲击。而那些我日夜在无国界医生医院里亲眼所见的痛苦，却无法被络绎于途的社会大众知悉。当伊拉克再次陷于猛烈来袭的第二波疫情时，这份苦难也随着巴格达成为疫情的风暴中心而加倍严重。

从2020年9月底以來，我们总共收治了大约350名病危和重症患者，仅仅上个月的人数就占了120名。为了治疗不断涌入的病患，我们医院从36张病床增加到51张病床；尽管团队成员尽了最大努力，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在最近的一天之内，就有7名患者死亡。

无论是否进行临床工作，所有工作人员都累倒了。巴格达的第一波疫情高峰持续了很长时间，从7月到11月，这使得该市的氧气供应紧张、卫生系统如走钢索般摇摇欲坠，濒临崩溃。确诊数字仅在12月和2021年1月短暂下降，2月又开始急剧上升，1月31日和2月28日单日确诊新增人数分别为714和3,428例，3月24日则创下疫情开始以来的单日新增确诊最高人数，6,051例——而且这可能还是被低估的数字。在第二波疫情将我们吞噬之前，病毒并没有留给我们足够时间喘息。

和我们一起在加护病房工作的亚辛·哈珊（Yassin Hassan）医生说：“不断面对死亡对我的心理影响很大，但为了其他患者，我必须努力克服。我会听点音乐，或者和家人讨论这些影响，心情恢复后回来上班。”第一波疫情告终带来的假象使他深受打击。“宵禁解除了，整座城市重新绽放生命力，然后确诊数字又再次一路飙升。现状真的很糟，我们的病床数量远不足以提供给所有患者。”

我到巴格达已经一年了，这期间，我致力协助伊拉克政府采取针对新冠肺炎的防疫应变措施。最初，我们在金迪（al-Kindi）医院的呼吸中心展开项目，但很快我们发现该医院负荷不了数量庞大的患者以及他们后续所需的密集跟进护理。由于许多资历较深的医生只在上午短时间出诊，而资历较浅的医生因经验不足，往往不愿或无法独自作出判断，随着疫情扩散，金迪医院的医生团队和我们在工作上都因此捉襟见肘。

9月起，我们在金迪医院设立了无国界医生团队的专属病房，一开始有24张病床，12月搬到新大楼后，规模扩大到可容纳36张病床。我们找到与伊拉克同事合作的新方法，并设法降低治疗中的危重症患者死亡率，即便重症仍有极高的致死率，但目前我们约有40%的重症患者能够出院，与接手之初相比，病患存活率有着大幅提升。不过，我们从未想到一年后的现在团队还会在这里工作，我们原本以为对伊拉克医疗系统的协助只是临时性的。

没有疫苗，疫情就没有尽头。至今为止，伊拉克只获得了386,000剂疫苗，对于一个拥有4,000万人口的国家而言，这一数字远远不足。据卫生部表示，伊拉克有大约216,000名医生、护士以及辅助医护人员，刚获得的疫苗将能接种部分医疗人员。然而，许多与我们共事的医生都表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轮到自己打疫苗；而同时，我们持续有同事被感染。

尽管其他疫苗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内陆续到货，我们仍需要努力确保伊拉克能顺利收到这些疫苗。作为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拉克是最受疫情打击的其中一个中东国家，本应优先受到疫苗援助。长年战乱和其带来的相关问题削弱了卫生系统；在国际油价暴跌之后，伊拉克经济亦陷入困境。若没有其他国家在疫苗采购上的大力协助及国际组织分配疫苗，伊拉克政府将很难替所有需要疫苗的人接种。

在此之前，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拯救病患。但是，我们深知，即便这波疫情趋缓，也不会是整体疫情的终点，除非每位伊拉克人都能获得他们迫切需要的疫苗。

本文作者欧玛尔·埃贝德（Omar Ebeid），无国界医生驻巴格达项目统筹。本文2021年3月24日首发于《独立报（The Independ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