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国际移民日，我们在世上最致命的渡海航道上，目睹了只保护国境而罔顾人命的政策所造成的各种伤害。

在无国界医生的搜救船Geo Barents上，我们都以“幸存者”来称呼船上的获救人士。

从很多方面来看，选择用这个称谓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来到地中海中部拯救生命，而获救的人都从一场真实的海难中活过来。而他们当中很多人也在一场更漫长的旅途中幸存，经历过包括在利比亚和沿途的种种暴力和虐待。

当我们的搜救队把人们从过度拥挤而且濒临沉没的船上救起时，“幸存者”这个词就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当浑身海水和燃料的人上船后，这个词还是半虚半实；当获救者开始尝试理解他们刚经历了什么时，这个词才变得确切。

“幸存者”这一词语，也让我们想起那些未能在旅途中存活的人。

就在一个月前，Geo Barents团队在一艘拥挤的木船底层发现10具尸体。他们尝试逃离利比亚，相信是在途中被燃料的强烈气味闷死，当中5人还未满18岁。今年共有超过1,300人在横越地中海中部时丧生或失踪，他们只是其中10人；此外还有更多葬身大海的人未被纳入统计，而且死者人数仍持续增加。

他们的死亡都不是意外，而是欧盟和欧洲国家的政策直接导致的后果。这些政策保护边境而不是人。

自2015年起，无国界医生团队在6艘搜救船上工作，致力减轻欧洲移民政策在地中海中部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在利比亚和欧洲之间的致命海域救起超过8万人。6年过去，无国界医生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仍因为惊人的死亡人数增长而继续在该海域工作。2021年，该数字比2020年至少高出30%。

目前我们在Geo Barents上，继续见证着沿海国家拒绝履行各项国际和海事义务，并且把欧洲边境政策外部化。

地中海中部仍然未有任何积极、专门的搜救部门是由欧洲国家主导的。由于沿海国家未能协调和展开救援行动，所以即使有船只遇险，各国仍然无耻地无动于衷或者反应迟缓。纵使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曾经作出声明表示“在海上拯救生命并非可以跳过忽略的选项”，上述情况却已经是地中海中部的常态。

欧盟和其成员国还继续向利比亚海岸卫队提供数百万欧元的资金、设备和情报，以助他们非法拦截逃离利比亚的人，并把他们送回利比亚。利比亚海岸卫队在他们的支持下，于2021年强行把超过3万人遣返利比亚。虽然欧洲有资助在利比亚的“搜救活动”，但救援行动必须有安全的地方作安置才能完结。利比亚不是这种地方。大部分被遣返的人陷入任意拘留、暴力和剥削的恶性循环——联合国已宣布这些虐待行为或已构成反人类罪行。由于人们没有安全途径离开利比亚，他们要不遭到恶性循环折磨，要不循海路逃离。

无论是在地中海，还是在欧洲的各个门户，欧洲的移民政策明显以人命、人权和人类尊严作代价，实在令人痛心。

上个月，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19岁男子哈桑（Ahmad al-Hasan）试图越过白俄罗斯边境，结果在波兰东部的布格河（Bug River）溺毙。最近有十几名难民和移民被认为在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冰冷的森林和河流中冷死，哈桑是其中一员。

而在11月，至少有27人在试图横越英吉利海峡时丧生，数字创下近年该海域的最高纪录。

在希腊，我和无国界医生团队合作，为来自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叙利亚等国家的人提供儿科和心理健康护理。他们已经在岛上拥挤的接待中心度过了几个月甚至几年。这些中心的恶劣生活条件和安全状况直接影响病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我的同事都忙于处理这些问题，因此往往未能治疗他们在逃离冲突时受到的创伤。

今年较早前，欧盟内政事务专员约翰逊（Ylva Johansson）称，莱斯沃斯岛（Lesvos）上有数千人在寒冬之中忍受恶劣生活条件的情况实属“不幸”，但无论在设备差劣的接待中心、严寒下的森林，还是地中海，人们要承受的危险和不人道环境，皆不是出于“不幸”。欧洲边境发生的不是人道危机，而是人性危机。我身为欧洲人，实在无法接受。

我们知道无论是溺毙的风险，还是利比亚海岸卫队的拦截，都不能阻止人们试图横越地中海中部海域。有位年轻人教我难以忘记：他把父母的电话号码写在一块纸皮上，并以几层塑料包裹着。假使他溺毙了，也有人能通知他们；还有那个和父亲同行的小男孩，他把母亲的联系方式写在手臂上，万一父亲熬不过这旅途，仍有办法通知家人。只要利比亚继续有人受苦，便会继续有人逃离该国，即使他们知道可能会赔上生命。

我们身为医生、护士、心理学家、文化调解员和海上搜救人员，自然与幸存者和所有寻求安全、保护和稳定的人站在同一阵线。我们继续在世上最致命的移民路线上工作，致力避免每年成千上万本来可以避免的死亡。但是面对冷酷无情的移民政策，以及蓄意围堵和强迫遣返的制度，我们能做的实在有限。

欧盟和欧洲国家在其边境问题上，必须置人命和尊严于首位。人们熬过的生死劫难已经够多。

本文作者韦勒曼（Caroline Willemen）是无国界医生地中海中部项目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