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曼坐在左边。他今年12岁，文静，一直是球队皇家马德里的热心支持者。他逃离了叙利亚，现在与家人居住在土耳其西北部，伊斯坦布尔的一间地下室。他想念在大马士革郊区的家乡Al Kisswah，一旦战争结束，他想回到自己的国家。他希望长大后当一名数学家。

 

亚纳勒坐在右边，他比哥哥小一岁。他喜欢成为众人的焦点，球队巴塞隆拿的前锋是他心中的英雄。他梦想离开叙利亚和土耳其，移居到欧洲的首都城市。亚纳勒想当一名记者。

 

即使是同一个家庭，在渴望回家和到新天地生活之间都有着冲突。他们的父亲纳赛尔坐在中间。他决定地说，“如果我们离开，我们要按照法规离开。许多叙利亚人通过走私客的路径非法进入欧洲，但那是非常危险的。我的家人不会那样做的。 若我们要去欧洲，我们会带同证明文件。”

 

纳赛尔坐在沙发上扭动以减轻背痛。他在2011年3月参与了首次叙利亚示威。不久，国安队到他的家逮捕他。纳赛尔从三楼窗口跳下，背部受了伤。一年后，他和家人成功来到土耳其。他目前仍未知道是否需要接受手术。纳赛尔说，“如果我有机会到欧洲接受治疗，我会去。我希望有机会去。”但纳赛尔十分坚持，他最希望能够在战争结束后回到自己的国土。

 

数以千计来自世界各地的入境者和难民都把伊斯坦布尔作为家。许多人从被冲突蹂躏的国家逃出来，如阿富汗、伊拉克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叙利亚是最新加入名单的国家。大部分人从叙利亚的炸弹生活，逃到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的难民营，但愈来愈多人前往伊斯坦布尔。

 

无国界医生驻伊斯坦布尔统筹人员沙尔（GHASSAN ABOU CHAAR）说，“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叙利亚人都在伊斯坦布尔等待，因为他们有财政能力这样做。大部分在我们的精神健康项目接受治疗的人，都是从战争逃出来的。他们有一种恐惧，这更像是偏执狂，他们害怕提供数据，或与国际组织和土耳其人交谈，所以他们封闭自己，总是得自己。他们害怕被发现或驱逐出伊斯坦布尔。”

 

纳赛尔因背部受伤而无法工作。医生就手术能否对他一节脊椎骨有帮助讨论了数个月。同时，他的金钱快要用完。战争发生前，纳赛尔在家乡有一家服装店，当时的生活富裕。然后，冲突就开始了。纳赛尔说，“我们失去了一切。突然，我失去了所有客人，一个也没有。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在我所在的地区即使生活水平在平均线以下的人也可以存活，但其后很多人因为无以为生而离开了，被迫依赖慈善组织。”

 

像纳赛尔这样的故事反映了曾经生活安稳的家庭现在过着艰难的日子。索里是叙利亚藉的库尔德人，也看着自己的财产化为乌有。他曾在大马士革拥有一家餐馆，家庭生活富裕，纵然他们感到作为库尔德社群遭到歧视。他说，“我们觉得当时处于社会阶层的第十层。”虽然索里没有受到暴力的直接影响，但两名儿子被奉召加入巴沙尔的军队，所以全家决定逃走。他讽刺地问，“要他们跟谁打仗？”

 

索里承认怀念战争前的生活。他的一个兄弟弹着鲁特琴，尝试为大家打气。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郊区加纳利（Kanarya）的一处平地等待着吃晚饭。虽然他的家庭的情况不算绝望，但却带出很多难民所面对着的不确定。索里说，“我并没有打算到欧洲。我们将留在这里，我们别无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