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持续的紧张局势和重伤者众,这是我参与过最困难的救援任务。”
 
加弗里克(Jessie GAFFRIC)是无国界医生于班吉小区医院的项目统筹,救援队在该院为冲突、虐待和暴力事件的伤者进行紧急外科护理。加弗里克曾数次参与无国界医生在暴力冲突激烈的环境下的救援任务,包括也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但这次于中非共和国的任务是她至今最困难的一个。她已完成任务回国,并忆述了当地的情况。
 
无国界医生在班吉小区医院有哪些病人?他们受了甚么伤?
在班吉,我们的病人主要是年龄介乎约20至35岁的男人。他们大多是参与战事的人。妇女和长者则是病人中的少数,他们通常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出现,以至受伤。15岁以下儿童则在另一所医疗设施──班吉儿科综合医院治理。
 
不过,有一大部分的病人来自市外──他们来自那些被焚毁和抢掠的省份里面的村落,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其它无国界医生队伍转介至班吉小区医院,主要是妇孺。
 
我们所有的病人几乎都是冲突伤者。最常见的是枪伤和手榴弹炸伤,其次是刀伤和被大砍刀砍伤。另一类则是被行使私刑、囚禁和严刑逼迫的伤者,最后还有一些在逃难时受伤的人。因应冲突的性质,伤者们的伤势几乎完全相同,虽然在某些时候,手榴弹炸伤和刀伤的数目,以及因被囚禁和严刑逼迫而受伤的人数会有所增加。
 
你的工作有甚么困难和限制?
局势不安全是主要的问题,这令我们难以工作。例如我们要以不一样的方式管理时间。我们的队伍不能在下午6时宵禁后留在医院,因为那太危险。所以我们要在逗留医院的11个小时内,完成一整天的工作。有时,我们会把自己锁在手术室──在那里“蛰伏”──或马上撤离。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往往要将手术延至翌日甚至是之后几天进行。局势不安全亦意味晚上只有数名甚至完全没有员工在医院当值。当我们要离开时,我们便要把病人留下,没有任何医疗监察。我们回去时也不知道病人是否还活着。
 
在打斗的日子,我们很可能会接收到大批涌入的伤者,而整个城市也会变得更危险。医院员工无法离家前来上班。我们只有无国界医生国际救援人员和少数几名在医院过夜的中非共和国员工,唯有尽力使医院保持运作。工作最繁忙的日子通常就是人手最少的时候。
 
作为项目统筹,你需要负责队伍的安全。你是怎样去做的?
那需要很多时间。情况很混乱,有来到医院的武装份子和持有武器的病人,还有病人家属和访客(很可能也持有武器)进出医院。有些人断然拒绝在医院门口交出武器。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逐一搜查所有进入医院的人。人人都感到恐惧,而且充满怀疑,令情况更复杂。
 
我和负责手术后护理的护士贝姬(Becky)一直告诉其它人说:“医院是人们寻求医疗护理的地方,冲突必须在医院之外。”我们常常和病人及医院里的其它人交谈。无国界医生把病人聚在一处,不分派系或宗教。我们要向病人讲解这个政策,并向家人解释。那也需要很多时间。尽管病人每天受到威吓,医院里也有武器,但我想这样的交谈让我们免去一些严重的问题。这里的人尊重我们的工作,也接受我们的规定,但有些日子,当我们晚上离开时,不肯定隔天还能不能找到所有病人,那是十分可怕的。
 
在医院附近的安全情况亦同样重要。我与无国界医生的项目总管托马斯(Thomas)保持联系,告诉他这里的情况(例如枪击或武装组织动向),而他也同样告诉我外面的情况。他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例如在发生严重暴力事件,或有大批病人涌来时,他会来到医院,帮助我们控制人潮。在医院情况太危险时,我们就暂停队伍活动及撤离队伍等事情共同作出决定。假如要自己一个人处理的话,那将相当困难。
 
你有感到过害怕吗?
有。曾经有些武装分子在医院里威吓我。当时我需要在他们之间介入,防止他们向一名病人滥用私刑。那些施暴者看着我时,眼里带着仇恨。
 
我试过在行车途中,遇上枪击事件,也试过遇到看来非常吓人的武装分子,以及在路上看到尸体,心里都不其然感到害怕。我在无国界医生宿舍时,当附近发生枪击,也会感到害怕。这几乎每晚都会发生,有些晚上情况会更差,甚至试过有流弹射进了我们的宿舍。
 
我也很害怕当要撤离队伍时,作出错误的决定。保护队员的安全,是我的责任。
 
在中非共和国的这个救援任务和你曾经参与过的其它无国界医生任务有甚么分别?有甚么更困难的地方?
持续的紧张局势,还有冲突的复杂性。在我其它的任务当中,局势情况较为清晰易见,这群人正和那群人交战。但在中非共和国,打斗已发展成部族之间的冲突。每个人都在和其它人交战。暴力出现而且不断升级,加上那仇恨带来的愤怒而造成的杀戮和破坏,都令这个任务变得很困难。人们的伤势,尤其是刀伤,都十分恐怖。
 
还有繁重的工作。我们有数次遇上大批病入涌入,而且大部分都是严重个案。这是很罕见的。在班吉,严重个案的百分比多于轻伤个案。即使是“正常”的日子,情况也比我以往见过的更差。
 
我想班吉是我参与过最困难的救援任务。幸好我们的队伍很棒。我们无论在工作还是在宿舍,都有很强的凝聚力。中非共和国的员工队伍也很辛勤工作。这一切,加上晚上能听听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的歌,都帮助了我们。
 
有任何一位病人特别影响到你吗?
有几个这样的病人。
 
伊德里斯(Idriss)的头骨受伤,脸部被扯裂。由于我们需要离开,但他情绪非常激动,因此我们要把他拴在担架上。我们离去前,告诉和他一起的人要如何使用减轻痛楚的药物。但他在当晚离世了。
 
另一个男人挺直身子走进来,但喉咙被切开,气管暴露在空气中。他的脖子后面也被大砍刀砍伤,一只耳朵被割了下来。他已经被严刑逼迫了4天,在翌日离世。
 
还有喉咙和胸部被剌伤的米高。我们动员了整支队伍来帮助他。他的情况稳定下来,外科队伍的工作很出色。他现在情况好转,之前毫无气色的手臂现已能重新活动。那算是一场小小的胜利!
 
还有所有在骨科帐篷里的病人,他们在那里已经数周,虽然之间有冲突和不同,但即使面对面也能保持平静和轻松的气氛。他们总算已经跨越外面那些令他们成为敌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