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茨尼克（Sarah Woznick）是一名深切治疗部专科护士。低沉的声线、乌黑的头发、褐色的瞳孔，她在病房间快步穿梭，非常忙碌，或让自己一直忙着。她半年前从科罗拉多州丹佛来到加沙。本来是她的救援任务的最后一天，但“护刃”行动把她留住了，她决定在这个特别艰难的时刻留下支持队伍，让无国界医生能够在加沙维持开展最多的医疗工作。
我能够到加沙首次参与无国界医生的救援任务，让我感到很兴奋。不单是因为我的专业和项目相符，而且这是见证当地实况的机会。再者，当我到达后，最先遇到的就是一群非常友善、亲切的人。加沙的矛盾令人难忘，你无法在这里获得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但同时却有着其他你不会预期的事物，例如沙滩旁的豪华酒店。
纳赛尔医院（Nasser hospital）的深切治疗部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发现这里连非常基本的物资，例如手套这类用完即弃的东西也缺乏。我从未想象过这些东西在我的国家是需要配给，甚或不用，真让我大开眼界。和我一起工作的巴勒斯坦护士长不断说“别忘了我们是在加沙，我们经常要面对物资短缺”，然而，加沙并不是未发展地区！
由于遭到封锁，和我们一同工作的人员，全都未能离开加沙接受培训，以增进他们的知识，所以我们尝试为他们提供培训。我们在纳赛尔的同事在很富挑战的环境工作，当中很多已数月未收到工资，或间中收到部分工资，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知道如果不上班，就可能被立即取代，拿部分工资总比没有工作好；还有，他们大都竭尽所能照顾病人。
我想起有一次深切治疗部内一些员工争论着，他们过来找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承受很大压力”。其实，当我们获一位医生邀请到他的农田时，我才发觉自己的压力。我深呼吸一口，但仍有一段时间未能释怀。加沙是个非常城市化、人口稠密的地方，除非你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否则你不会察觉在如此封闭的环境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但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机会。
我原定离开加沙的那天，就是“护刃”军事行动开展的翌日。行动第一天，我们身处的地区有很多空袭。当你知道有颗炸弹落在附近时，那种感觉很奇怪。你知道无国界医生不是目标，所以你会安全，但你的身体不知道，仍释放很多肾上腺素，使你心跳加速、高度警觉。现在我稍为习惯了，但有时轰炸声仍然会吓我一跳。我想行雷对我来说己经不再是一回事了！我们所有人主要都是想到巴勒斯坦的同事，我们都担心他们。无国界医生的建筑物很安全，但他们的家未必是。
自战事开始，我的角色就是协助管理手术后护理诊所，以及预备药房的紧急物资来捐赠给各医院。我们的诊所差不多每天都能够提供服务，并有一支基本医护队伍，成员包括一位物理治疗师、一位护士和一位住院主任，他们都住在诊所附近。我们替他们安排交通，由无国界医生的车辆接送他们往返家中和诊所，所以他们不用走路。我的工作主要是监督这些工作，但在轰炸太猛烈、诊所需要关闭的日子，有些病人依然会来到我们的办公室，所以我会亲自替他们更换敷料。替幼童包敷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不明白你在做什么，他们会一直看着你，想知道你会对他们做甚么。我们自战事展开以来接到的新伤个案中，约40%是5岁或以下的儿童。我记得有一名整个背部都被热水灼伤的5岁女童。我们经常见到灼伤个案，但她是在逃避炮轰时被热水灼伤的。我记得她父母在她哭的时候安抚着她，也记得她脸上惊恐的表情。我想知道她现在的情况如何，因为很遗憾的，这家庭没回来诊所覆诊。
我想起另一个10到11岁的女孩。她遇到家居意外，被热茶溅到手臂。她自己前来诊所，我们的项目统筹尼古拉斯问她：“你独自走到街上不害怕吗？”她答道：“你知道的，我们都会有死的一天。”我想，这个女孩的思想比她的年龄成熟得多。我们其中一个巴勒斯坦同事告诉我，他的孩子一听到轰炸声便躲到桌子下；另一个则说“我的孩子都会抓住我，以为我能保护他们，但事实上我不能”。为人父母却不能保护儿女，必定非常难受。
回到家里我定会分享在加沙的经历，特别因为我来自美国，不是每个人都明白这场冲突有多复杂，大部分人都没有太多这方面的信息。离开这里会让我很难过，而我也会天天想起这里的人。即使当地的危机解除，我仍会想起这班生活在被各方围困地方的朋友。我祝福他们能够不再被城墙所围困，得到自由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