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拉利昂，无国界医生分别在博城和凯拉洪，共设有两间埃博拉治疗中心，有超过1400名员工在工作。

 

凯拉洪的治疗中心于2014年6月26日成立，至今接收到600多位确诊病人，当中292人已经康复。

 

 

 

我作为辅导员的角色，就是去安慰病人、与他们倾诉、聆听他们的恐惧和忧虑，和向他们解释治疗中心的内部情况。

 

当新病人到达中心时，我和同事们会迎接他们，并让他们知道我们会在中心帮助他们。我亦会询问他们曾接触过的人士，并尝试追踪这些人以作进一步检测。

 

每一天我都会查看那些没有离开病床或帐篷的病人，留意他们会否出现放弃或认为自己活不下去的迹象。当我发现时，我会和他们倾谈，告诉他们绝不能放弃，一定要进食、饮水、保持身体水份、尝试坐起来，和走到帐篷外面接触阳光。

 

当病人是儿童时，我们的工作会更加困难，因为他们往往太虚弱，但又不是常常找到成年人在中心内愿意照顾他们。有些小孩虽然康复或病毒测试呈阴性，但其家人不幸离世，我们在联络其他亲友照顾他们时，我们只能送他们临时托管中心暂住，那是一间专为家人因埃博拉病逝世而成为孤儿的儿童所设的中心。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小孩，到底他们的将来会怎样？

 

我亦会与正在康复阶段的病人聊天，对他们而言最差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但他们的恐惧和忧虑与病重的人士有所不同，我会聆听他们的话，安慰和鼓励他们，并告诉他们未来、家人和朋友都正在等候他们。

 

每当有病人康复出院，都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我们会给予康复人士一张证书、一些必须用品和一套新衣服，因为他们入院时的衣服和所有个人物品都要全部留下。在一片欢呼声和握手祝贺之下，我们的健康推广队伍会送他们回家。

 

有时居民并不欢迎康复者回到所属的社区，而他们的朋友仍然害怕与他们接触。遇上这些情况，康复者会联系我，我会告诉他们应为自己感到骄傲，不畏惧和不用理会他人闲言闲语，因为他们已经康复了。

 

面对着病人的离世的确使我很难过，尽管医护人员尽力抢救，病人仍被病毒所打败。而我的职责就是与死者的家人联络，告知他们消息及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出席葬礼，这是我工作中最艰难的一环。

 

 

我是来自塞拉利昂邻国几内亚的，当时来塞拉利昂是为了学习英语。

 

埃博拉爆发前，我可以过境返家，但现在边境已经封闭。

 

埃博拉出爆发前，我在银行工作，也是一位学生，但现在我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我现在于无国界医生在凯拉洪埃博拉治疗中心的水利卫生专责小组工作。我最初是一位除草工人，之后是一位木匠，负责协助兴建这间中心。其后，我变成一位喷雾员，职责是坐在门口，向每位进入和离开中心的人士的鞋喷洒氯溶液。接下来，我转为在中心内工作，负责在防护衣卸除区，指示工作人员除下黄色保护衣的整个漫长程序中的每一步，以及在他们的保护衣和胶靴喷洒氯溶液。

 

现在我负责感染控制，职责是抑制病毒扩散，我会消毒治疗中心内的帐篷、厕所、救护车和尸体。氯是我的最好朋友，我知道只要使用正确的话，我能使治疗中心变得更安全。

 

我的工作使我看到埃博拉最残酷的一面，当救护车送来一个又一个的病人，很多时被送来时已过身了，不到打开车门的一刻，你也不会知道里面的人是生是死。我会协助带领病人去到分流帐篷，在那里他们会获发食水和小食，让他们在漫长累人的旅途过后能稍作休息。如果有人死了，我的职责是消毒其尸体及为埋葬队伍作预备。这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我和同事往往是最后看见死者的人。对于这些被埃博拉夺去生命的人，我会展示出尊敬。我们亦会消毒救护车，以便可以继续用来接送更多病人。

 

有时，如果病人来自治疗中心附近的城镇或乡村的话，我需要到病人的家中进行消毒。我会在墙壁、家具、厕所和地板喷洒氯溶液，社区上的居民经常会用怀疑的目光看待我，我只会低下头来，尽我所能令这地方变得安全。

 

当有病人过身时我们的中心总是十分忙乱的，尸体流出的体液证明那位病人曾对抗病毒，只是病毒太强而已。当发生这些事时，我会用吸水的抹垫和氯溶液抹去所有死亡痕迹。

 

当我穿上黄色保护衣、手套、口罩及配备喷雾器时，我感到安全。我非常认真对待我的工作，因为作为一个卫生清洁员，我常常曝露在风险之中。这项工作是劳动密集型的，而我必需在清洁和搬抬尸体时穿着防护衣物，这使我大量流汗，我要遵从守则，只能缓慢地走动，我一旦出错，将可造成严重后果。

 

我知道我的国家几内亚同样正在对抗埃博拉的这场战役，但我很高与可以在这里帮忙。我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因为我知道我可以让这里变得不一样。

 

 

我是无国界医生在塞拉利昂凯拉洪埃博拉治疗中心的健康推广员，我站在对抗埃博拉疫情的前线，全因这是我的社区，我要尽所能去说服这里的居民，埃博拉疫情是真有其事。

 

作为一位健康推广员，我坚守我的信念：预防胜于治疗。我开展推广工作已经三个月了，我走到不同的村庄，到那些丧失了家人和邻居的社区里，教导他们病毒的相关知识。

 

每次我接触一条受影响的村庄时，也知道会有风险，但我做足准备。我开车通过检疫站，下车时会穿上白色胶靴和无国界医生的外套，准备为居民带来讯息和娱乐。我会用传单、电台广播和自己的声音去澄清外界对埃博拉病毒的误会。我通常受到村民欢迎，他们亦会聆听我的说话，但有几次村民嘲笑我和不理会我，因为他们不相信我的话。

 

我的工作是要劝喻人们洗手、避免进食野生动物、避免与别人共享食物，以及最重要的是不要互相接触。

 

即使有如此多的恐惧和死亡，仍有人不相信疫情，我坚持尝试告诉他们不要做任何会令人们走近的事情，必须保持距离，有邻居和朋友生病时不要赶着去帮忙。他们必需改变生活习惯直至这可怕的疾病离我们而去。

 

我亦会向他们介绍治疗中心，告诉他们病人在那里后，病情可以改善，虽然也有很多病人在中心病逝，这是因为他们太迟来中心求医，以至病毒已经占据全身。对于社区而言，治疗中心是人们一去不返的地方，很多病人都死于中心之内，不少人会问：“如果现时没有有效疗法，那医护人员如何使我们病情好转？”

 

当我们带着康复者回到村庄时，这许多的疑问都会被忘掉，村民们会露出灿烂笑容，一起唱歌、跳舞，有时祈祷庆祝。对于失去亲友的人而言，这提供了一个希望，对我而言，则是肯定了我的工作。

 

不幸的是，不少康复者在社区中没有地位可言，其他人会认为他们是危险的，需要避而远之。在这些情况，我会探访康复者的村庄，尝试说服居民康复者已经没事，也不会构成威胁。我会这样向居民解释和作出保证，而且会亲自接触康复者，让其他人知道他们并不可怕。

 

我是一个对抗埃博拉的战士，透过宣传来中断病毒的传播链，我会继续下去直到打败埃博拉为止，而我相信我正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