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了一家母婴健康医院的营养科，一名妇女坐在床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因为通常在这个时间不会有陌生人跟随医务人员进来。床上的婴儿急促的呼吸着，仿佛正处于痛苦之中。我征求母亲的同意，为婴儿进行检查。当我用阿拉伯语和她讲话时，她显得放松自在了许多。我告诉她我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评估伊卜（Ibb）的医疗状况，并探索如何向在封锁、空袭和战火下奋力提供服务的医疗设施，提供援助。

 

医院的负责人向我的同事讲解情况，而我则继续和这位母亲交谈。她告诉我，她是从一个距离伊卜两小时路程的村子赶到这里的。她不安的说，她五个月大的孩子腹泻和呕吐情况严重。在我检查婴儿时，医院的儿科医生告诉我，这名婴儿曾出现脱水症状，但是经过一天的治疗已经得到缓解。当听到这个好消息时，母亲露出了一丝笑容，但马上又黯淡下来。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和丈夫为了能到达这家医院已经花费了15,000里亚尔（约合75美元），他们还需要支付同样的路费才能回去。在也门（台译：叶门），只有极少数家庭可以承担得起这样的费用，足以让这位母亲的家庭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要负债。

 

这是我的第二次也门之行。对比我在2011年第一次来也门，许多东西仿佛没有变化，例如当地人仍是如此善良好客，还有长时间的停电。可是，许多事情也往坏的方向发展。今天，加油站前都会排起长长的车队，检查点相比以往增加了许多，也门曾经宁静的夜晚也变得嘈吵起来，充斥着空袭和高射炮的噪音。对我来说，最大的不同是平日里普遍的乐观情绪被对未来的恐惧和害怕所取代。令人伤感的是，这恐惧也是合理的，毕竟也门人正活在无国界医生所经历过最严重的武装冲突之一。

 

接下来，我们前往伊卜一所成为了人们临时栖身所的学校。在途中，我们遇见了许多家庭，他们都是从饱受战火洗礼和严重轰炸的地区来到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来自塔伊兹（Ta’iz）和达利（Al Dhale’），而其他人则来自是萨那（Sana’a）、甚至是萨达（Sa’ada）。约有20名男子和一些好奇的小男孩围着我们聊天，许多小男孩站在他们的父亲或兄长身旁，但有一个5岁的男孩站在我旁边，他稚嫩的手抓住我的衬衣。这使我不能完全集中精力在与他们的交谈上，因为我不禁在思考，也门儿童正被迫活在当中的非人道环境。我们在西方社会的大多数人，在伤痛经历后还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但这些也门儿童在目睹了如此残酷的战争并被迫离开家园之后，还被剥夺了最基本的需要、医疗服务、学校甚至是食物，而他们的家庭都在挣扎求存。我用手轻轻抚摸了男孩的头发，尝试让他感受到温暖和怜爱——这两样东西都是也门儿童现在所缺少的。

 

我同事的声音把我的思绪重新拉回到谈话中。他指着我对一个男人说，“请告诉医生吧”。这高个子男人对我露出疲惫的微笑，他穿着一件旧衬衣和也门传统服饰腰布裙。他说他有心脏病，并描述自来到伊卜后，健康如何恶化起来。当我问他为什么他到现在才想找医生时，他说即使诊症是免费，他仍然没钱买药。

 

很快，讨论转向了食品短缺的话题。在斋戒月期间，这些住在学校的人收到邻居赠予的一些食物，让他们每日斋戒后的开斋饭（Iftar，即白天斋戒、太阳下山后才吃的晚餐）上食用，但这些捐助大多在斋戒月后就停止了。国际救援组织也没有为在学校栖身的人提供粮食，而他们自己也没有钱购买食品。也门儿童本来已经历了数十年的营养不良，如果国际社会仍然不向他们提供足够的食物和药品，这些儿童将承受更多痛苦。然而在此方面的努力因为封锁、战乱和持续的轰炸而受阻。

 

也门正经历着一场残酷的战争。我希望下一次再到访这个国家时，战争已经结束。战火一日未平，无国界医生都仍然会继续努力，为也门人民提供医疗援助，并向世界发出他们的声音，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知道，在那些总是关于胜利、撤退和谈判的头条新闻背后，还有着这样残酷的现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