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 | 无国界医生搜救船Geo Barents于3日内在地中海中部展开6次搜救行动,从海上救起439名逃离利比亚寻求安全生活的人。我们曾两度请马耳他当局提供安全登岸地点,但都被漠视并拒绝,我们现转向请意大利当局开放港口。Geo Barents 急需让这 439 名幸存者在安全的地方登岸,让他们可以有尊严地接受所需的援助。Geo Barents于 1 月 14 日在地中海中部展开第7次搜救航程。搜救船驶离西西里海岸,南行至利比亚搜救区。1 月 19 日中午时分,利比亚搜救区内,船桥上的海域监测队发现一艘遇险的白色橡皮艇。 Geo Barents 立即转向驶往该橡皮艇,而搜救队将 87 名幸存者安全带上搜救船。1 月 20 日黎明时分,我们的团队接到渡海难民支持热线「警报电话」(Alarm Phone)的警报,表示距离 Geo Barents 约 17 海里处有一艘遇险船只,搜救队随后救起了109 人。该橡皮艇于前一晚离开利比亚的塞卜拉泰(Sabratha)。
1-11 | 无国界医生在利比亚的项目总管甘奇(Gabriele Ganci) 指出:“超过 600 名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因就获得重新安置、保护和从利比亚撤离的问题进行和平示威而被捕,并被送入的黎波里南部的艾因扎拉(Ain Zara) 拘留中心。该中心本已把数百名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扣留在过度挤迫的牢房之中,生活环境十分恶劣。” 他续道:“无国界医生团队在每週前往艾因扎拉为被拘留者提供医疗和心理健康护理期间,已经治疗了因强行逮捕而被刀刺伤、有殴打伤痕和出现休克或创伤迹象的病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在突击拘捕行动中被殴打,并被迫与孩子分开。” 无国界医生阿姆斯特丹行动中心的项目经理费尔登(Ellen van der Velden)进一步解释:“这不仅再次证明移民如何遭受到任意拘留,几乎所有身处利比亚的移民都面对这问题,而且他们还因为发声要求获得符合人道法的基本保护、安全和待遇而再被拘留。
1-10 | 当洪水开始在村里上涨时,21岁的尼亚贝利(Nyabeel)和丈夫不知该如何是好。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是个艰难的决定。她说: “ 我们花了三天时间, 带着四个孩子和一群山羊搬家,实在相当困难。”洪水已持续了近八个月,南苏丹北部联合州(Unity State) 的人民仍旧生活在困境中。 他们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处处面临着传染病和水传播疾病爆发的风险。这些人在几个临时营地生活,面对着粮食短缺、收入匮乏,营养不良和缺乏安全水资源的困境。 据估计,受这场洪灾影响的人数达835, 000人。
1-7 | 穆罕默德医生(化名)在无国界医生位于拉什卡尔加(Lashkar Gah)的医院工作。这里是数百名母亲和孩子历经长途跋涉,才能抵达求医的地方。他讲述了自己见到的儿童营养不良危机现状。四百人。这是我们目前于阿富汗拉什卡尔加的布斯(Boost)医院每个月治疗的严重营养不良儿童的数字。这些年幼的病人都不足五岁。当中不少更患有令人担忧的并发症,如肺炎、腹泻或肠胃问题。我是无国界医生团队其中一名医生,在门诊营养喂食中心工作,我可以用亲身经历说明,现在我们很忙碌。 床位不足在冲突和政权更迭期间,许多人无法前来医院,路上太危险,道路也被切断了。不幸的是,我亦受到影响。战斗期间,我的母亲病得很重,但去医院的路被冲突切断。她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抵达位于阿富汗另一头的赫拉特(Heart) 接受治疗。她在生病10天后去世。那是一段难熬的时候。拉什卡尔加现在的局势更加安全稳定,人们又可以自由出入,我们看到喂食中心的病人数目比平时增加了一倍:5月份,我们接收了250名儿童,但最近每月已超过500名。我们现在主要担心床位不够。目前,每张大床都由两个家庭——各一名母亲和一个孩子共享。
12-17 | 在今年的国际移民日,我们在世上最致命的渡海航道上,目睹了只保护国境而罔顾人命的政策所造成的各种伤害。在无国界医生的搜救船Geo Barents上,我们都以“幸存者”来称呼船上的获救人士。从很多方面来看,选择用这个称谓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来到地中海中部拯救生命,而获救的人都从一场真实的海难中活过来。而他们当中很多人也在一场更漫长的旅途中幸存,经历过包括在利比亚和沿途的种种暴力和虐待。当我们的搜救队把人们从过度拥挤而且濒临沉没的船上救起时,“幸存者”这个词就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当浑身海水和燃料的人上船后,这个词还是半虚半实;当获救者开始尝试理解他们刚经历了什么时,这个词才变得确切。“幸存者”这一词语,也让我们想起那些未能在旅途中存活的人。就在一个月前,Geo Barents团队在一艘拥挤的木船底层发现10具尸体。他们尝试逃离利比亚,相信是在途中被燃料的强烈气味闷死,当中5人还未满18岁。今年共有超过1,300人在横越地中海中部时丧生或失踪,他们只是其中10人;此外还有更多葬身大海的人未被纳入统计,而且死者人数仍持续增加。他们的死亡都不是意外,而是欧盟和欧洲国家的政策直接导致的后果。这些政策保护边境而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