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1 | 在逃离出北基伍省（North Kivu）的冲突后，有超过8万人达到了邻省南基伍（South Kivu），进入了米诺华（Minova）卫生服务区的覆盖范围。无国界医生启动了紧急应对，尤其是针对人道援助的未覆盖地区的人群。天刚擦亮，瑞赫玛（Rehema）就和孩子们动身启程，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从努比（Numbi）走到卡隆格（Kalungu），他们最多需要5个小时，卡隆格是连接基伍湖沿岸低洼地区和多山的高原区（Hauts Plateaux ）的小镇。其中一名年纪较大的孩子怀抱着婴儿，瑞赫玛和另两个孩子拿着货物，这些东西通常是几袋煤。他们离开努比，穿过大雨后泥泞不堪的丘陵地带。他们穿过绿色的牧场，经过吃草的牛和成群结队的女性，她们背着沉重的装着啤酒的箱子，额头上缠着固定箱子用的绳子。
5-26 | 5月11日，拜登政府宣布新冠肺炎（COVID-19）在美国全境不再被认定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随即，3年多来被用于关闭美国南部边境庇护所的公共卫生命令《第42条法案》（Title 42）也正式告终。《第42条法案》由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援引，并由拜登政府多次延长，允许阻止和驱逐在美国南部边境寻求保护的人。该政策已被用于授权将超过280万人从美国驱逐至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城市，并对在美国寻求安全和福祉的移民造成了人道灾难。由于这项政策，3年来数千人被遗弃在不安全或资源不足以应对巨大需求的城市中，他们只能获得有限的住所、基本服务，且面对暴力威胁。28岁的阿曼达·玛丽贝尔·桑切斯（Amanda Maribel Sánchez）因受到威胁而逃离洪都拉斯（Honduras）的科潘（Copan）和伦皮拉（Lempira），为自己和两个孩子寻求庇护。2月初，她带着两岁和三岁的孩子越过格兰德河去美国申请庇护。但当局根据《第42条法案》将她驱逐出境。
5-24 | 在很多方面，穆罕默德（Muhammadu）、万利卡特（Mulikat）和达希鲁（Dahiru）都不一样，他们出生在尼日利亚的各个地方，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但是有一天，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坏疽性口炎永远改变了他们以及他们家人的生活。坏疽性口炎是一个可以完全预防的疾病。如果及时接受治疗很容易医治，但是如果没有治疗的话，这个疾病在几周内就可以将脸部的皮肤和骨头破坏，绝大多数的感染者是儿童，而感染者的死亡率高达90%。剩下的 10% 的幸存者未来将面临痛苦、不适和社会耻辱。现在，穆罕默德、万利卡特和达希鲁三人每天在无国界医生支援的索科托州（Sokoto） 坏疽性口炎医院见面。经历了漫长的求医之路后，他们才来到这里。在分别接受治疗和几轮手术后，他们重获信心和对于未来的希望。三人都决定留在医院，并为坏疽性口炎的治疗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我爸爸带我去了好多个地方寻求治疗，包括在西北部的迈杜古里（Maiduguri），我在那里的医院待了3个月，有人告诉我们在索科托有一家医院，但是距离我们镇很远，我爸爸不得不卖掉家里的一些动物来支付路费，”穆罕穆德回忆道，现在他是当地一所学校的中学生并且也是索科托州坏疽性口炎医院的清洁工。
4-25 | 在马来西亚的难民社群当中，孕妇很难获得足够的孕产妇医疗卫生服务，包括产前和产后护理、熟练的接生人员、紧急产科护理和家庭计划指导服务，导致难民孕妇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下文称，联合国难民署）2019年的一项研究*，在马来西亚的难民中孕产妇的死亡率为，每10万例活产就有62名孕产妇死亡，该数字远高于该国36人的平均水平（以每10万例活产为基数）。同一研究也发现，造成马来西亚难民孕产妇去世的主要原因是产后出血和妊娠高血压。然而，当地自2019年起已没有更新数据，情况令人担忧；从无国界医生在其诊所的观察所见，无证据表明这一群体的情况已得到改善。没有合法身份 难以获得医疗护理马来西亚并不是1951年《难民公约》的缔约国，国内也没有承认和保障难民的相关法律，这意味着难民在马来西亚没有合法身份，难以获得医疗服务、工作和教育的机会。如果难民已在联合国难民署马来西亚办事处登记，便能以外国人价格的一半获得公共医疗服务，但即使费用已有扣减，大部分难民仍然无法负担。
4-12 | 在这个位于孟加拉国境内、全球规模最大的难民营，无国界医生团队正忙着应对持续爆发的疥疮疫情，我们呼吁其他医疗卫生组织共同出面承担。26岁的乌拉（Ajmot Ullah）是一名罗兴亚难民，自2017年起就住在位于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的营区，这里也是世上规模最大的难民营。由于罗兴亚难民无法在孟加拉国合法工作，乌拉几乎只能依靠人道救援生活，其他生活在营区内的近百万名罗兴亚难民也是如此。然而，光靠援助本身是不够的。“尤其是爆发严重疾病的时候，因为我们无法自行前往营区外的医疗机构就医。” 乌拉说。在科克斯巴扎尔生活的罗兴亚难民，已在过度拥挤的营区内生活将近六年，他们无法取得合法身分、缺乏就业机会，仅有非常有限的教育和有限的必需生活设施，新冠疫情的爆发，让他们的处境遭遇更多限制和压力。“不只是新冠疫情，任何疾病在营区内爆发，都会让我们的处境更加艰难，连基本的生存都变得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