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 | 西蒙（María SIMÓN）亲身见证到中非共和国历时超过一年的冲突日渐恶化。过去7个月她于中非北部的卡博（Kabo）出任无国界医生的救援行动统筹一职，她承认这工作很不简单，比之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工作更艰难。这篇访问会说明一切。 告诉我们你这次在不同时段的重要经历吧。好的。我在10月到埗的时候，反巴拉卡（anti-Balaka）民兵部队已经向塞雷卡（Séléka）联盟发动攻击，然后取得政权。那份不知将会发生什么的紧张气氛弥漫空气之中。所有在班吉（Bangui）发生的事情都会在全国产生回响。11月的时候，基督徒与穆斯林关系愈益紧张，到12月终于爆发。政府更迭、反巴拉卡部队的袭击，以及塞雷卡的撤离，使很多塞雷卡的成员组成了多个不受控制而且非常危险的组织。 同时，我们目击千百辆载满穆斯林人的卡车驶向乍得流亡，寻找能保住性命的栖息地，实在可怕。
5-20 | 来自阿根廷的鲁塞罗（Emiliano LUCERO）刚从墨西哥回来，他在当地出任医疗统筹一职为期一年。他在这个访问中谈到无国界医生在墨西哥所面对的挑战，以及他们在当地协助的群众——从中美洲起程到美国的跨国入境者、受美洲锥虫病影响的瓦哈卡州（Oaxaca）居民、以及在阿卡普尔科（Acapulco）小区中被都市暴力影响的人。 为何无国界医生要在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展开工作？纵然墨西哥拥有不少资源，部分人民却直接承受着极端暴力，并且难以获得医疗护理。 犯罪集团遍布墨西哥各地，他们的营运方式和策略对当地人带来严重的医疗和人道影响。无国界医生尝试处理这些医疗和人道影响，以及带来改变和进一步让当地机构参与其中，以提醒它们墨西哥的医疗系统理论上有能力应对这些需求。 那些影响是甚么？暴力一方面带来直接的影响力，包括杀害、伤人、性暴力、迫迁、绑架、失踪、创伤、虐待和心理影响。
11-28 | 无国界医生评估发现，考虑到目前索马里局势不稳，有五分之四的达达阿布难民不愿意返回索马里。 国际医疗组织无国界医生表示，就肯尼亚的索马里难民自愿遗返工作达成协议，可以是正面的一步，但绝不能透过削减向难民的援助来促使他们接受自愿遗返。 联合国、肯尼亚和索马里于11月10日签定的协议，概述了自愿遣返数以十万计难民回到索马里的实际和法律程序，当中很多难民是在达达阿布这个肯尼亚最大的难民营出生，或已在营内住了22年。无国界医生指出，虽然将难民重新融入索马里，可以是解决索马里难民问题的一个实际而可持续方案的一部分，但维持向难民提供援助亦应被放在议程的前列位置。 无国界医生救援行动总监卡布罗尔医生（Dr Jean-Clément CABROL）说，“没有人会选择过难民的生活，而大部分难民仍在靠政府和救援组织提供的援助来挣扎求存。任何遣返的决定都应该是自愿和乐意的，而不应以削减援助来迫使他们接受遣返。” 无国界医生表示，要具体落实该份三方协议，有一些地方值得关注。
11-25 | 在哈斯科沃（Haskovo）省的索菲亚（Sofia）和哈尔曼里（Harmanli），无国界医生救援队伍目睹收容中心环境恶劣，难民医疗援助严重匮乏。由于情况紧急，无国界医生在保加利亚首都及东南地区的3所收容中心开展医疗工作，并分发救援物资。无国界医生呼吁保加利亚及欧洲当局寻找迅速、确切的解决方案，改善寻求庇护者的收容中心的环境。 自1月起，近1万名入境者抵达保加利亚，绝大多数是叙利亚人。许多逃离战争的叙利亚家庭抵达保加利亚后精疲力竭，因为他们必须在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边境控制区寻找道路，才能前往保加利亚。无国界医生保加利亚项目总管科斯欧尼（Ioanna KOTSIONI）说，“对于难民，包括逃离战争的叙利亚人，现在想要抵达欧洲变得不太可能。希腊正在修建高墙，保加利亚也即将行动，迫使最绝望的人们寻找更危险的路线，比如爱琴海上的岛屿，前往各国。” 抵达保加利亚后，数以百计的难民发现，他们的唯一选择是睡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帐篷，由于收容中心已经爆满，其它人则拥挤在弃置的校舍里。科斯欧尼说，“尽管保加利亚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收容中心的环境仍无法令人接受。
10-9 | 正当欧洲和意大利领导代表团前往位于西西里岛区域的兰佩杜萨岛（Lampedusa），向在前往欧洲海岸途中不幸遇难的人致哀之际，无国界医生呼吁欧盟成员国认清反移民政策所酿成的生命损失。 无国界医生项目统筹拉迪（Freya RADDI）说，“欧盟成员国不能再无视其政策所酿成的生命损失。最近的事件是欧洲一项移民政策直接造成的后果，该政策将非正规的移民视为犯法，并坚持将最脆弱的人群置之不理。” 无国界医生表示，欧盟成员国应当集中精力保护最脆弱的人群，而不是将他们拒于门外，他们应发动海上救援行动，以及改善刚抵埗移民的收容环境。 拉迪说，“对移民的限制及反移民政策只加重了逃离冲突的人群的痛苦。” 加强欧盟边境控制迫使移民选择通过越来越危险的路线到达欧洲。在意大利海岸线几公里外，以及移民人士频繁遭受暴力和虐待的中转国内，不计其数的人失去了生命。那些在前往欧洲的路途中存活下来的人，最终往往被关押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拘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