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6 | 有很多患有结核病的儿童既没有得到检测也没有得到治疗。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更新政策指南，许多国家并没有落实，他们在对儿童结核病的第一道防线就已经落后了。无国界医生在10月15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在全球消灭结核病的努力中，对患有结核病的儿童的诊疗仍然是一个落后的环节。报告《儿童结核病的检测、预防和治疗：对14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儿童结核病应对策略调研》显示，许多国家的儿童结核病防治政策未能及时更新，落后于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指南，未能与之保持一致。无国界医生敦促所有国家更新其结核病国家策略，以和世卫组织保持一致，从而为患有结核病的儿童提供医治，并分配所需的资源，同时制定有时间表的明确计划，以推进策略的实施，提高国内儿童结核病预防、诊断和治疗的可及性。无国界医生同时呼吁国际捐助者和技术支持机构给相应的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以支持儿童结核病应对策略的革新和实施。
6-14 | 从现在到7月，在南苏丹预计将有700多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其中结核病和艾滋病的患者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饥饿状态下很难承受高强度的治疗。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忍受着剧烈的疼痛，而另一些人则决定减少甚至停止用药，以使疼痛减轻，而这又会危及生命。没有人应该在服用药物救命和断药避免疼痛的生活之间做出选择。然而，这却是南苏丹联合州（Unity State）莱尔（Leer）越来越多的结核病和艾滋病患者面临的情况。他们的治疗可能需要每天服用多达八种药片，并持续一生，生活已经艰难，但是患者还不得不忍受食物匮乏，导致的剧烈疼痛和头晕。因此，他们就必须做出选择：是每天服药忍受痛苦，还是停药任由健康恶化？60岁的詹姆斯（James）顶着40度的高温暴晒站在自家门前，手持拐杖支撑着憔悴的身体。“因为我们一无所有，生活特别困难。三个月前，我患上了结核病和艾滋病合并感染，因此无法工作，也没有积蓄。我们在周围只能找到睡莲根茎，但这远远不够。” 他面无表情地露出肚子，继续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通常会减少药量，以配合我吃的食物。如果我发现自己一天只能吃一顿饭，那么我可能会减半服药。我知道这有害健康，但我别无选择。如果我饿着肚子吃药，我就会头晕、发抖、胃痛得厉害。”
6-14 | 从现在到7月，在南苏丹预计将有700多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其中结核病和艾滋病的患者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饥饿状态下很难承受高强度的治疗。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忍受着剧烈的疼痛，而另一些人则决定减少甚至停止用药，以使疼痛减轻，而这又会危及生命。没有人应该在服用药物救命和断药避免疼痛的生活之间做出选择。然而，这却是南苏丹联合州（Unity State）莱尔（Leer）越来越多的结核病和艾滋病患者面临的情况。他们的治疗可能需要每天服用多达八种药片，并持续一生，生活已经艰难，但是患者还不得不忍受食物匮乏，导致的剧烈疼痛和头晕。因此，他们就必须做出选择：是每天服药忍受痛苦，还是停药任由健康恶化？60岁的詹姆斯（James）顶着40度的高温暴晒站在自家门前，手持拐杖支撑着憔悴的身体。“因为我们一无所有，生活特别困难。三个月前，我患上了结核病和艾滋病合并感染，因此无法工作，也没有积蓄。我们在周围只能找到睡莲根茎，但这远远不够。” 他面无表情地露出肚子，继续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通常会减少药量，以配合我吃的食物。如果我发现自己一天只能吃一顿饭，那么我可能会减半服药。我知道这有害健康，但我别无选择。如果我饿着肚子吃药，我就会头晕、发抖、胃痛得厉害。”
12-19 | 2003年，无国界医生在几内亚的团队开始用抗病毒（ARV, antiretroviral）药物治疗艾滋病患者，在科纳克里（Conakry）开设了免费的艾滋病毒检测和治疗中心。当年在几内亚开展艾滋病项目并非是一个外人看来显而易见的选择。因为与处于艾滋病疫情中心的国家相比，几内亚只有1.7%的检测呈现艾滋病毒阳性，在南非则有多达25%的成年人口（15-45岁年龄）感染艾滋病。低感染率意味着在人们的健康需求里，艾滋病的治疗和护理并非优先考虑项，因此，感染者获得治疗的机会很有限。
8-10 | 2023年7月，无国界医生在非洲国家马拉维（Malawi）开展时间最长的项目之一画上了句号。这个项目于25年前启动，旨在应对艾滋病的流行。1994年，无国界医生首次在马拉维姆万扎区（Mwanza）开展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活动，随后在1997年将活动范围扩展到奇拉朱卢（Chiradzulu），这个区有20%的成年人感染艾滋病毒。在2001年8月，无国界医生在奇拉朱卢地区医院启动免费提供抗病毒治疗（ART）的项目。在此之前，当地没有针对艾滋病的治疗方法，并且针对艾滋病患者的医疗行动仅限于预防和机会性感染治疗。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数据，2001年，马拉维约有86,000人因艾滋病相关原因而去世。米南迪（Fred Minandi）是一位退休的农民，他自豪地回忆说，2001年8月16日，他是奇拉朱卢项目中第四位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他当时4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