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可怕的加沙冲突爆发以来,至少有38,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一半以上是妇女和儿童,另有870,000人受伤。但对于在炸弹和枪炮的无情攻击中得以幸存的人来说,要活命就意味着要带上所有能够携带的基本物资四处辗转。然而,过去九个月来从无国界医生(MSF)工作人员和患者口中收集的证词清楚地表明,加沙已无安全之地。

在加沙地带工作的无国界医生团队不仅要在以色列无休止的袭击中努力为伤者提供基本护理,挽救其生命,就连工作人员自己也要被迫逃命。

无国界医生的急诊护士卡米勒(Kamil)*和门卫海德尔(Haider)*是2023年10月至11月轰炸期间无国界医生驻加沙城希法医院(Al-Shifa hospital)的重伤患者治疗团队成员。到今天为止,两人一共经历了18次流离失所。

卡米勒说,“冲突爆发时,我们坚持在家里住了四天,那时我的孩子们总是从睡梦中惊醒,等着我过去抱着他们安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说那不是轰炸,是在放烟花。一切都太艰难了。”

冲突爆发的第五天,卡米勒住所的顶楼被一枚无人机火箭弹击中。他和孩子们搬进了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与无国界医生团队的成员们住在一起,其中包括海德尔。海德尔的妻子和孩子们待在家里,在加沙北部一个更安全的街区。

卡米勒、海德尔和无国界医生的其他工作人员依然每天在无国界医生的烧伤诊所和希法医院工作,这两处挤满了受到严重烧伤和被弹片击伤的患者。

卡米勒说:“这场冲突中见到的患者与以往有所不同。大多数人都遭到深度烧伤,身上还有弹片击中的痕迹。许多人失去了腿或手臂,或伤口发生感染。我永远忘不了伤口感染的味道——闻起来像是变质的油。”

海德尔说:“我们每天在诊所接收30到40名患者,同时还在希法医院工作,治疗几十名患者。就这样坚持了40天,直到危险迫在眉睫才停止活动——以色列的军队开始向希法医院、向我们进发。”

到11月初,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至少有75人)都躲进了无国界医生诊所和宿舍,外面始终战火纷飞。海德尔说:“情况糟糕透了,我们都很害怕,一开门就是枪林弹雨,以色列军队会朝街上的行人开枪。”
 
接下来的几周,团队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海德尔说:“在那几周里,洗漱的水和喝的水都不够用,食物也不充足。两周过后,我们一点水都没有了。”
 
11月中旬,战火和轰炸包围了希法医院以及无国界医生诊所、办公室和宿舍,我们在加沙城的团队已无法支撑,决定撤离。
 
11月18日,在以色列当局的批准下,一支无国界医生车队出发前往加沙南部。但在向南开的路上,车队被以方的检查站拦下,无法通过,被迫折返。
 
卡米勒和无国界医生护士沙瓦(Alaa Al-Shawaa)以及两人的家属就在其中的一辆车上。折返途中,在距离无国界医生诊所大约500米的地方,他们看到以色列的两辆坦克停在希法医院外,周围的楼顶还有狙击手。
 
这时,以色列军队向汽车开火,沙瓦头部中弹。卡米勒说:“子弹从我的前额擦过,其中一颗射穿了阿拉的头部。”
 
卡米勒说:“他向前栽倒,头靠在方向盘上,紧贴着我的胳膊,我很难继续开车。车里到处都是血。我拼命向右打轮,朝无国界医生办公室开,跟在车队头三辆车后面,他们在枪击开始前就已经转过去了。”
 
卡米勒和车队其他成员艰难地躲过了枪林弹雨,抵达相对安全的无国界医生诊所。停下车后,大家把阿拉从汽车副驾抬进了诊所,但没能把他救回来。
 
海德尔说:“看到他过世,我晕了过去。我无法控制自己,也无法思考,就这样倒在了路边。”
 
随后几天,无国界医生团队和家属们一直躲在诊所和宿舍里。与此同时,以色列军队开着推土机来到诊所外,将车队的车推到一起尽数烧毁。
 
在无国界医生诊所和宿舍周围又经历了几天地狱般的炮火后,11月24日,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临时停火协议生效。以色列军队从该地区撤退,无国界医生再次与以色列当局组织了一支协调好的车队,让团队和家属前往南部。这一次,他们成功了。
 
无国界医生团队抵达加沙南部后,便待在无国界医生设在汗尤尼斯(Khan Younis)的莲花避难所继续工作。卡米勒每天前往加沙欧洲医院,为不断涌入的伤者提供创伤治疗。海德尔则继续开车送医疗队前往印度尼西亚医院,并负责保护团队成员的安全。
 
一周后,海德尔收到了令人崩溃的消息。
 
海德尔说:“当时,另一种痛苦淹没了我。我得到消息,我的姐姐和她的孩子们在加沙城丧生。我陷入了抑郁之中。随后,我的一个侄女和她的几个孩子也被杀害。再然后,一辆推土机推翻了我侄子在加沙南部的家,他和妻子还有孩子们全部遇难。一周时间里,我的20位家人先后罹难。奶奶伤心欲绝,不久也撒手人寰。面对这一切,我心如死灰,但还是尽力继续工作。”
 
1月8日,在卡米勒和海德尔抵达加沙南部约两个月后,以方坦克发射的一枚炮弹击中了莲花避难所,导致一名无国界医生工作人员五岁的女儿死亡,另有三人受伤。袭击发生后,超过125名无国界医生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被转移到位于拉法的ACAS大学。在这个距离埃及边境一公里远的地方,他们停留了两个月。
 
海德尔说:“我们一直处于恐惧之中,别无选择。轰炸和枪击时有发生。有一次,以军轰炸了我们旁边的一栋楼,弹片也攻击到了大学。我们就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直到他们宣布入侵拉法。”
 
以色列入侵拉法之后,卡米勒和海德尔与其他成千上万的其他巴勒斯坦人一样,由于加沙南部和中部地区不断遭到轰炸和袭击,基本从未停止逃亡的脚步。
 
海德尔在马瓦西(Al-Mawasi)地区四处奔离,只能住在帐篷里。他说:“我已被迫经历了八次流离失所,平均每月一次,两天前又有一次。因为轰炸,我们一直东躲西藏,我已经24小时没有睡觉了。我总是惦念着在加沙北部的妻子和孩子们,每天都饱受折磨。”
 
海德尔和其他成千上万名流离失所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自被迫撤离拉法以来,卡米勒带着孩子们在中部地区的马瓦西和布赖吉(Al-Bureij)营地及其周边地区反复辗转。目前他们住在布赖吉,但他强调道,没有任何地方能免遭轰炸。
 
卡米勒说:“没有哪里是安全的,而且条件很糟糕。食物、水、药物、衣服,什么都不够。也没有鞋穿。我们一无所有。看到我的孩子们这样,真的太难受了。”
 
卡米勒只能猜测孩子们因这些经历而遭受了怎样的精神创伤。他说:“这种经历是痛苦的。甚至昨天孩子们和我的几个侄子一起玩时,我还听到他们在讲沙瓦遇难的事情,一直讲个不停。直到现在,那种心理阴影仍未散去。”
 
据联合国统计,自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以来,90%的加沙人民至少有一次流离失所的经历,大多数加沙人都被迫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中。对于海德尔来说,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与在加沙城的家人重聚,也希望杀戮能够停止。
 
海德尔说,“够了,真的够了,杀戮、轰炸和枪击都够了,房子可以重盖,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可你没办法让死去的人们回来,他们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