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与5位住在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难民营的罗兴亚人对谈，了解过去5年他们如何看待被迫离开缅甸后流离失所的生活。他们分别为5岁、15岁、25岁、45岁和65岁，代表三代活在难民营内的罗兴亚人，而他们同时还是无国界医生现时或以往的病人。

5 - 我渴望和平

比冈（Tayeba Begum）是6个孩子的母亲，其中有一对5岁大的双胞胎。© Saikat Mojumder/MSF

2017年，比冈只带着衣物就逃离了缅甸。5年后的今天，比冈忆述自己和双胞胎在难民营中的生活。尽管渴望回家，但她认为在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能否受到保障的情况下，回到缅甸仍然十分困难。

“我们从缅甸的家乡逃走时，我的双胞胎女儿─安琪思（Ankis）和芭哈儿（Bahar），都还只是6个月大的婴儿。我带着她们逃跑，当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带。”

杀戮行动开始后，我们无法再待在缅甸，我们必须自救。军方残忍地杀害罗兴亚人，并烧毁他们的房子。

甚至在我们2017年离开前的两年，年轻人就会被抓走和虐待。当时我的儿子因为害怕而逃到印度，他到现在仍在那里。

我带着婴儿逃离时，淋着大雨穿越丛林、走过泥泞道路才能到达孟加拉国。这旅程艰辛无比，尤其要同时照顾孩子。抵达边境后，大家随处休息，但却没有遮风挡雨的栖身处。因此大雨时，我们只能坐在树下或灌木丛中等待援助。

为了生存，我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我的女儿身体都变得虚弱，每当我尝试喂食，她们就会把食物吐出来。我们到达孟加拉国时难以找到药物，她们因而受苦很久。

我们到达科克斯巴扎尔几天后，就住进用竹子和布料搭建的避难所。现在我们住在这难民营中，我的双胞胎女儿现已5岁大了，而这5年来我们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虽然有了栖身处，但除此之外，我们没什么可以给孩子。我们的生活需依靠粮食援助，一方面担心她们衣食是否温饱，也要担心她们的教育。

我没有钱，无法提供她们所需的东西。有时我宁愿少吃一点，把省下来的食物变卖以买些东西给孩子们。

我们一直过着吃不饱的生活，否则我无法买任何东西给孩子。有时我会收到在印度的儿子的消息，他每两三个月会打一次电话给我，但我没有手机，只好等他致电别人才可与他聊天。

我们已多年没有见面，我非常想念他，以及我在缅甸的家。我渴望和平，如果有朝一日能平静地在缅甸生活，我们一定会回去。如果能有公义和公民身分，我们怎会不想回去？ 缅甸不也是我们的故乡？但如果无法确保我们的权利，怎么回得去呢？家园都被摧毁，回去住哪儿？要是我们的孩子会被抓走和杀死，我们怎会回去?

你可以让我们继续待在这里或将我们转移到其他国家，我们都不会拒绝。但只要公义一日未伸张，我绝不会回去缅甸。

15 - 我梦想能成为医生，但我觉得不会成真

15岁的安瓦（Anwar）依然清晰记得5年前逃离缅甸的景况。© Saikat Mojumder/MSF

还在家乡时，安瓦是个怀抱梦想的优秀学生，但现在则为自己的人生发展而焦虑。

“我叫做安瓦，是一个从缅甸来的学生，现时15岁、快16岁了。我们逃离了在缅甸居住的小区后，现住进孟加拉国贾姆托利（Jamtoli）的难民营。”

我还清楚记得和家人逃离缅甸的情况。某天下午，军队攻击我们的小区，我们只好逃到附近区域。他们放火烧毁我们的房子，逼得我们逃到更远的地方。虽然我们存活下来，但许多亲戚和邻居都遭到杀害。

我们长途跋涉只为寻求安全。我记得我们连走带跑了12天才到达孟加拉国。这趟路途非常危险，需走上陌生的道路，攀山涉水，沿路看见很多尸体。

刚抵达孟加拉国时，我们与亲戚和邻居待在一起，现在我们则住在难民营中的这个栖身处。

逃离缅甸时我还是个学生，因此逃亡令我的学业中断。我在校时的成绩优异，也喜欢学习，但现在我无法读书，也得不到我需要的书本。罗兴亚难民营中有提供小学程度的教育，但仅止于此。离开缅甸后我们的教育就止住了，唯一受教育的机会，就是来自我们小区的老师聚集罗兴亚孩子一起教导的时候。他们全心全意教导我们。

我有些朋友因要帮补家计而缺课，实在为他们感到惋惜。如果他们也能受教育，就可以去教导更多人，带来良性循环。唯有这样，我们的小区及我们这代人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我梦想能成为医生，能贡献社区。我从小就看到许多医生尽他们所能帮助他人。现在我知道这梦想可能永远不会成真，但当我上课、与朋友相聚时还是快乐的，我们亦尽量让自己在念书和玩乐时保持心情愉快。

我们在难民营的生活不易，我父亲的收入不足以养家。有时我晚上从学校回家时，都会感得不安全。

我想对全世界和我一样的年轻人说，一定要把握机会尽你们所能学习，我和一众罗兴亚难民并没有这样的机会。

25 - 我为孩子和他们的未来担忧

现年25岁的乌拉（Nabi Ullah），于2017年和妻子卡顿（Nasima Khatun）以及孩子逃到孟加拉国。© Saikat Mojumder/MSF

乌拉和妻子卡顿带着孩子逃到孟加拉国时，并非每个和他们一起逃离的人都能在这趟路途中存活下来。5年过去，乌拉和他的妻子告诉了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可回到缅甸。

乌拉说：“在缅甸时我是一名农夫，我们在山地间耕作，自给自足。由于自己的食物自己种，我们不需要特别去赚钱。当军队于2017年到来时，我被他们虐待至失去意识。我的邻居被屠杀和烧尸，其他人则失踪了。他们放火烧了整个小区，我们必须逃跑。于是我收拾了一些药物，一鼓作气带着家人逃离家园。”

卡顿说：“当我们逃到山上时，与我们同行的人当中有10人被杀。我和丈夫，以及他的父母都存活下来，但我的家人没那么幸运。我的双亲和兄弟姊妹们都死在路途上，我们不得不抛下他们跨越往孟加拉国的边境。”

乌拉说：“跨越边境后，孟加拉国政府给予我们避难所和粮食，之后我们就被送到难民营。我想念缅甸。我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我儿子就是在这里的无国界医生医院出生的，现在一岁半，另外两个女儿则在缅甸出生。现时我的妻子又怀上了一个孩子。

我们依靠粮食援助，亦难以支付其他生活必须品，如孩子们的衣服。我们活在困境中。难民营内，人们身受发烧、腹泻、喉咙痛及其他疾病之苦。发烧时我会喉咙肿胀、呼吸困难。有一次，我被救护车送到库图帕朗（Kutupalong）医院。由于需要吸氧气，我住院3天。“

卡顿睁大了自己的眼睛，她说，“每当我感到不舒服或孩子得了什么病的时候，我都会去找无国界医生。我为孩子和他们的未来感到担忧。我希望他们能好好受教育，这就是最大的财富。若孩子没有受教育，成长后在这里的生活将越发艰辛。我们都非常想家，甚至在想到关于缅甸的回忆时都会让我食不下咽。我们永远感激孟加拉国政府对我们的支持，他们一直支持这么多家庭的生活，再多的感谢都不为过。但我们仍然想回到家园，我总是在想着如何才能让我们再回到缅甸。唯有缅甸政府接纳我们的公民身分，并归还我们的房子、土地和文件，我们才可回去。我们想去能让我们的权利得到保障的地方。”

45 - 我们现时的栖身处仍是当初我们刚到孟加拉国时的临时建筑

45岁的哈希穆拉（Hashimullah）在逃离缅甸前一天的晚上被枪声吵醒，翌日早上他成功逃走。© Saikat Mojumder/MSF

5年后，哈希穆拉在无国界医生位于科克斯巴扎尔的医院病床上，回想那些历历在目的逃亡场景，不禁让他怀疑安全回家的那天会否到来。

我们于2017年逃到孟加拉国，因为当时罗兴亚人在缅甸不断被逮捕、杀害。

我们邻舍一间间陷入火海，飞机掷下一个个炸弹。我们连续8天都目睹这样的情况，并祈求局势能有好转，但却每况愈下。

某天约凌晨4点，在所有人都熟睡时传来密集的枪声，大家都恐惧无比。

第二天早上，我们看到尸体在运河中漂浮。有些人还活着，但没有任何人拯救他们。军队开始前往我们的藏身地点，所有人都因害怕被杀而逃亡，许多罗兴亚人都惨遭屠杀。

即使在2017年之前，罗兴亚的男人也会被绑架、女人会被强暴，牲口也会被军方带走。

我们逃走当天，大批人潮聚集在边境，孟加拉国那边的人派出船只让我们抵达安全的彼岸。

我们人数众多，但许多人在前往孟加拉国的海路上溺毙。 我在这趟旅途中幸存下来，成功到达位于孟加拉国边境的沙普利岛（Shah Porir Dwip）。我们在那里乘坐孟加拉国政府安排的车，被送到位于科克斯巴扎尔地区的德纳夫（Teknaf），当地人亦给予我们一些粮食和钱。

随后，我们又再次迁往库图帕朗难民营，而我们被分派到不同营地。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搭建栖身之所的材料，之后孟加拉国政府给了我们建筑材料，我们才开始搭建栖身处。

我来到这边已经5年了。2年前我患病，感到头晕和胸口不舒服。当我失去意识后，我被带到无国界医生在库图帕朗的医院。医生发现我心脏有一处阻塞，于是我在这里接受16天的治疗，状况亦有好转。

我们在这里饱受许多不同疾病之苦。我们现时的栖身处仍是当初我们刚到孟加拉国时的临时建筑，已多次经历极端天气的摧残。我们真的需要更多搭建住处的材料，但因难民营有活动限制，以致很难找到所需的材料。而当难民营周边搭建起围栏后，我们更不可像之前一样自由走动。

政府提供一些粮食给我们，我们很感恩所获得的援助，但有时候还是不足够，我们得想办法买到鱼。

我们当中有些人在缅甸时是渔夫，有些是农夫。虽然逃到此处，但我们仍心系在缅甸的家园。以前我家住在河边，我贩卖渔网，孩子们则以打鱼为生，这已让我们过上不错的生活。

当时我们在缅甸的生活还算安全，也能自由移动，但因军方的举动令我们无法完全享用自己挣来的每一分钱。若登记自己进口了5头牛，就得上缴2头；若女儿要结婚的话，就得付60,000缅元给军方；若想盖间房子，就得付500,000缅元聘请测量师。

即便我们心中向往重返家园，但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怎么回去？除非当世界各国都认为我们可安全迁回缅甸，我们才会回去。我唯一需要的就是能像在这里过着有尊严的生活。数百万的罗兴亚人都只想安全地在自己的家园生活，享有应得的权利。

65 - 我们被当作贱民对待，而对我们的剥夺也逐渐演变成迫害

侯赛因（Mohamed Hussein）在缅甸内政部担任了超过38年的文员。他被迫逃到孟加拉国，并在难民营中生活了5年。© Saikat Mojumder/MSF

1982年，侯赛因因罗兴亚人的种族身分而被剥夺了公民权。自此以后，他目睹自己的权利、自由如何逐渐被侵蚀。

我于1973年高中毕业，毕业后我甚至还能成为公务员。由于那时候缅甸宪法还承认罗兴亚人的身分，在确认我们高中毕业的资格后，我们就直接被分配工作岗位。

缅甸于1948年从英国独立后，政府接纳我们的公民身分。只要父亲和孩子两代人都在缅甸出生，就会被视为缅甸公民。不同种族的人都能受到同等权利，没有人会遭受歧视。

然而，1978年的“龙王行动”（Naga Min/Dragon King census）后一切都改变了。那场人口普查行动划分了谁是缅甸公民和谁是孟加拉国公民。许多人都因未能提供该有的文件而被捕，而我因担心自己的安危而逃走，但随后缅甸政府又将我们抓回来。一开始缅甸和孟加拉国政府达成协议，承诺会保障回到缅甸的罗兴亚人的权利，但最终还是没有兑现。虽然土地归还原有地主，但我们的权利并未到保障，这也是对罗兴亚人迫害的起点。我们被当作贱民对待，而对我们的剥夺也逐渐演变成迫害。

缅甸当局剥夺了我们的公民身分。1982年生效的的公民身分法下，缅甸政府确认了种族分类，并公布其比例，而这样的分类过去从未出现。

当时我们虽然被剥夺公民权，但罗兴亚人至少还能被当作住在境内的外国人，各地区都还会报导罗兴亚人社群的新闻。但在军方接管政权后，我们的广播也被取消。

若我们真的是外国人，为什么原本的宪法却不把我们当成外国人?

我们开始不被容许接受更高等的教育，亦对我们实施行动管制。军方指控我们涉及与佛教徒的冲突，一些德高望重的罗兴亚人因被指控压迫佛教徒而被捕或遭罚款。政府对罗兴亚人颁布宵禁令，若被抓到去拜访别人家的话就会被施以酷刑。因此，人们开始对发生在区内的事情三缄其口。

每年他们都会推出不同的新法令，违反的人就会被逮捕。即使如此，我们还能投票，可以选出代表去参加国会会议。而到了2015年，我们的投票权也被剥夺。

当时我们既觉得身分被贬低又担忧，我们不能在这片祖先们曾生活的土地上再享有投票权。当被指骂为入侵者时，我们心如刀割，而这些不公义的待遇最终迫使我们逃离。

2017年的某个早上，我们听见了枪响。随后在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军方据点开始对人开枪。第二天早上，我们听说有罗兴亚人被射杀的事。

当看到军队进入我们居住的地方时，人们开始逃跑。军队到处在逮捕和杀害罗兴亚人，我们感到很害怕。最终我们很幸运地逃出生天，逃往孟加拉国。孟加拉国真的为我们付出很多，给予我们支持。

刚到这里时我们对生活满怀希望，但现在我们感觉自己受困，生活也开始变得艰难。这让我感到心力交瘁，只要一出门，守卫就搜查我。

我甚至不能去看我的孩子。我其中一个女儿住在库图帕朗难民营，另一个则住附近。每次我都得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到她们的住处探访，这些行动限制让我很困扰。

由于我的孩子都未能好好受教育，因此我对于我们的未来感到很焦虑。不论是留在这里或是回到缅甸，她们没受教育的话到底能做甚么？我们经常为此彻夜难眠。

我在难民营内无国界医生的医疗设施，接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医疗护理，但这里无法为我治疗肾病，而我又不能离开这里去接受治疗，所以我希望难民营能提供这些治疗。

我年事已高，不久于世，不知道在死前还能否再见到自己的故乡。我希望能在缅甸呼吸最后一口气，但不知道这盼望能否成真。

我的心一直向往迁回缅甸，过着权利受到保障、不再被迫害的生活。我害怕回到缅甸会再次遭受迫害，亦因我们的家人还在那里生活，我们得顾及他们的安全。

若在缅甸能被视为公民，我们就能受到平等对待。我们就能受教育、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像其他公民一样自由活动。我们可享有投票权和参选权，并在国会中为自己发声。

现时这些权利全都被剥夺，我们一无所有，行尸走肉地过日子。世界本应有让众人好好生活的空间，而今天我们同样生而为人却没有自己的国家。

我想对世人说，我们和你一样生而为人，因此也希望能过着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恳请全球各国的帮助，让我们过回人类的生活。我希望得到应有的权利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