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富汗赫拉特(Herat)郊区为期数月的战斗后,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也被称为塔利班)于8月12日控制了该市。无国界医生正在赫拉特运作一间住院营养治疗中心(IFTC)、一间服务流离失所者的诊所和一间新冠肺炎(COVID-19)治疗中心。一名在赫拉特工作的阿富汗籍无国界医生描述了战斗结束后医疗队如何维持服务的运行,以及他们和该地区其他卫生服务部门目前面临的新挑战。


战斗逼近赫拉特时,人们都非常担心。我也不例外,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当战斗最终发生在城里时,许多人都很害怕,因此都呆在家里,但在大约三个小时里,局势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塔利班完全控制了这座城市。

在战斗中,许多伤者被送往赫拉特地区医院。当人们听到伤亡消息或炸弹时,他们会骑上自行车赶往医院,说他们想献血。献血的人非常多,医院宣布他们有了足够的血,如果需要更多,会打电话给他们。战斗中有人跑来医院帮忙的情景激励了我。他们展示出了极高的精神境界。

塔利班控制赫拉特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去无国界医生的住院营养治疗中心支援同事。当我到达医院时,那里的人还不多;市里局势依然不明朗,人们也不确定我们的医院是否仍然开放。我们先给所有患者用药,然后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让他们知道城市道路是开放的,他们可以安全地前来工作。几个小时后,我们集合了整个团队,继续治疗患者。

 

无国界医生健康宣传人员在新冠肺炎治疗中心内进行常规检查。© Waseem Muhammadi/MSF 

 

我的一些同事告诉我,早上离开家来上班时,一些邻居为他们担心,并问他们:“你在干什么?你得待在家里。”他们跟邻居解释说,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他人,这正是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因为其他医疗设施都关闭了。我很高兴看到很多同事都抱着这种态度来到医院。

战斗之前,我们的住院营养治疗中心收治了95名营养不良的儿童,但我们只有42张床位,虽然又搭建了帐篷作为临时病房,增加了18张床位,但我们的床位还是远远不够。在战斗期间,病人减少到60人左右,但现在人数再次增加,我们有大约80名住院患者,而且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加。

我们还在营地附近设立了一间诊所,许多流离失所者在那里栖身,包括来自巴德吉斯(Badghis)和法拉(Farah)等其他省份的人。塔利班接管后的第一个星期天,许多患者来到我们的诊所,因为许多其他组织出于安全原因或无法支付工资而暂停了他们的项目。我们找到了支付所有员工工资的方法,这让人们可以保持冷静,且更有希望。

我们起初与两名医生一起工作,然后是3名,现在是4名。我们有一个分流系统,会首先为那些最迫切需要医疗照顾的人问诊。来诊所的人很多。我们有位医生在一天内检查了150多名患者。

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所以人们都在努力工作,也都很疲惫,但我们希望局势会平静下来。人们心中有期待,但仍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现在主要的担忧是,其他医疗机构,例如那些接受世界银行资助的机构,将无法在赫拉特开展工作,因为世界银行已经停止了资助。谁也无法清楚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一些在其他组织工作的员工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但那时人们还有希望他们最终能拿到工资。现在,面对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人们告诉我说他们感到失去希望,许多人正在寻找另一份工作。

 

在一间为流离失所者开设的诊所内,护士在查看营养不良儿童。© Waseem Muhammadi/MSF 

 

我们中心有一名来自极端贫困家庭的营养不良儿童。孩子的父亲在外,我们给孩子治病,给看护孩子的母亲提供食物,我们问他们是如何到达医院的,孩子的父亲告诉我们他甚至连10个阿富汗尼(0.10美元)都没有。他们说他们必须卖掉羊和牛,用这些钱去医院。其他人不得不向亲戚借钱。

当我们能治愈他们的孩子时,人们会非常高兴。有一个两岁半的病人来自250公里外的巴德吉斯。这孩子起初因皮肤问题在赫拉特地区医院的皮肤科住院。6天后,由于营养不良,他被送往无国界医生的住院营养治疗中心,但他的皮肤状况仍然很差。我们看到这个孩子还需要接受赫拉特地区医院外科的植皮手术,但首先我们提供了营养不良治疗。

我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父亲一直在敲门,问孩子怎么样了,为什么过去一个半月了,孩子还在生病。我们和他交谈,请他让我们给孩子治疗。我们说服他相信我们的治疗、程序、环境,相信我们会密切跟进患者的情况。

两个星期以来,他的妻子留在住院营养治疗中心,他回去照顾他在巴德吉斯的其他孩子。当他回来医院时,看到孩子有了很大的改善,和妻子进行了讨论,他们都非常高兴。再过10天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出院了。

从那时起,这名父亲每个月至少给我们打一次电话,跟大家打招呼,并告诉我们,我们的治疗鼓舞了他。当赫拉特的战斗开始时,是他打电话给我们询问我们是否没事,在城市被接管后,他也打电话来问候我们。

我的想法是,治疗病人是我们的责任。目前,我们是在赫拉特工作的唯一国际组织。以前,我们还可以把人们转介到其他医疗机构,但现在我感觉,当人们来找我们时,我们是他们最后的选择。

与以前相比,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责任,更多的挑战,也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