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4日，以色列军队向超过1,300名在位于加沙与以色列之间的围栏附近、参与每周示威的巴勒斯坦人开枪，60人中弹身亡。一年后，许多伤者仍然受当日伤势带来的可怕后果折磨。

 

他们对获得恰当治疗的希望正在减退，人们困在痛苦中，而他们身上的伤口，对他们自身以及关爱着他们的亲友造成更大的打击。

 

在无国界医生位于加沙的诊所里，一名来自新加坡的麻醉科医生正在说平时外国人不会说到的阿拉伯语单词：“电、刀子、烧伤、有刺痛感？”26岁的穆拉德（Murad）指了指自己套上金属外壳里的左腿，向医生说明哪一处有何种不同的感觉。像电流一样的刺痛感在脚的上方一点最为明显，看上去毫无血色，摸着凉冰冰的，经过一年的疼痛折磨后，可以看出这一处的血管受到了压迫。他说：“创伤毁了我。以前我可以外出工作，给人维修卫星电视的圆盘式天线，但现在我根本做不了，也没有人来找过我、帮助我。”

 

2018年5月14日，是血腥的一天。分隔以色列和加沙的护栏附近，逾1,300名抗议者被以色列军队的实弹射中，穆拉德是其中之一。60人在那一天丧生。那是一次大屠杀，加沙的所有医院都因伤者数量庞大而不胜负荷。一年过去了，仍有许多人还在受苦：双腿因骨头坏死太多而无法痊愈，出现感染，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疼痛，都让人难以招架。

 

38岁的艾哈迈德（Ahmed）解释了他为什么去年5月14日要到现场抗议。在那里，他受了伤。“我是以平民身份前往那里和平抗议的。我从贝尔谢巴（Bir al-Saba/Beersheva）来，自2000年起那儿已经有过三场战争，整个加沙掩盖在炮火中，经历了长达13年的封锁，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之上，有两个分裂的国家。我们备受压迫。” 艾哈迈德是从加沙地带南部来的农民，高兴地谈起他曾经养的动物、种的植物、亲手制作的酸奶和奶酪——这些事情放在今天都已变成不可能，如今他还有一条腿在经过多次手术后仍然缺少3厘米的骨头。“每天我只想着睡觉吃药，这就是我所能做的全部事情。”

 

由于以色列封锁制裁、巴勒斯坦政坛内乱，以及来自埃及的出入境限制，加沙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被困于此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本可以用于谋生的生意消失殆尽。上千人都在承受苦楚——从2018年3月30日开始，超过7,000人在以色列军队的实弹攻击下受伤，这让情况更为恶化。

 

穆拉德说自己失去了工作能力。“我自学维修各种东西，比如天线、电视等等，一天能靠这个挣上15至20以色列新谢克尔 （NIS，约合4至5.5美元）。自从我受伤那天开始，我就只能一直在家里坐着，我和妈妈住在一起，我爸爸早就离开了她，也没有其他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说到他们无力负担这个居室的每月燃气费、节衣缩食到只能记账来购买饼干面包的窘境时，他忍不住哭了起来。他说：“在你窘迫之时，才能认清谁是你真正的朋友。如今，我一个朋友都不剩了。”

 

压垮加沙经济的元素也破坏了加沙的医疗系统——创伤造成的需求令人不堪重负。数千例类似的创伤全都需要复杂的长期治疗，这片被封锁地带里的卫生部和少数其他提供医疗护理的组织应接不暇。很多病人仍在等待有可能等不来的治疗。

 

无国界医生在巴勒斯坦的项目总管安格尔（Marie Elisabeth Ingres）说：“为了治疗在抗议中受伤的人们，我们开设了两间病房，将我们开展的诊所增加到5家，并提升了手术能力。然而，即使全力以赴，我们仍然缺少病床、外科医生、抗生素专家，为病人提供适当的治疗。”

 

23岁的音乐人伊亚德（Iyad）受枪伤，他是少数的幸运儿，能够在加沙以外接受治疗。无国界医生位于安曼的医院专门为中东地区的战争伤者提供整形外科手术，他在那里接受了骨科手术，治疗了受严重感染的骨头，并在隔离病房里接受为期4周的抗生素治疗。

 

被枪击一年后，他仍徨惑不安，“我一直想着自己的伤，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行走呢？我还可以行走吗？”6个月后，伊亚德还需要在安曼接受又一轮手术，这之后，还有很长时间来恢复，才有望重新得以行走。

 

伤者大多是男人，因此，护理伤患的负担大多落到了他们的妻子和母亲身上。艾哈迈德说，“我的妻子也很累，她不停问我什么时候会好起来，她当然想过正常的生活。她也是人。她说想回娘家，但是我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她。”他提到不能穿裤子、购物，也因为害怕疼痛不能举起孩子，极度沮丧，更说起了自己这一年的无聊时光：“如果没有网络，我就会死了。脸书，推特，YouTube，他们让我看见另一个世界。”

 

尽管创伤把他卷入贫穷和痛苦，穆拉德仍努力打起精神，“我知道我的腿可能会被截掉，尽管如此，我继续努力治疗。一开始我拒绝旅行，但是现在我很希望去到将被带去的地方。”他好转之后的志向：开一个小摊，售卖茶和咖啡。

 

艾哈迈德却很难去积极思考。数月来的痛苦已够折磨，“我但愿我的腿已经被锯掉了，这样至少我现在不会有任何痛苦。”受伤一年来，没人能告诉他痛苦何时可以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