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阿勒颇被围困的居民已被告知要离开他们的家园，否则面临被消灭。当他们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有了准备之时，阿卜杜拉*（Amal Abdullah）回忆起四年前，她被告知要撤离自己成长的东阿勒颇社区时的那一天。

 

"2012年7月中旬，当局通知我们撤离我们在东阿勒颇的社区，否则後果自负。

 

此前我一生都住在阿勒颇；那里的生活是美好的。人们相互帮助，生活自由，经济繁荣。那时我32岁，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在商厦里的一家商店工作。

 

但是後来战争爆发了，所有的事情都变了，我们失去了原有的生活。

 

当局要求我们离开我们居住的萨拉赫汀（Salaheddine）社区时，有些人相信他们的话，有些则说， "不，我们不会被轰炸的。" 很多人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居所，其他人不知道可以去哪里。我和我的家人搬到了阿勒颇中部的卡拉瑟（Al Kalaseh）社区，我们有亲戚住在那儿，但是我父亲独自留了下来。

 

每过一段时间，我回到萨拉赫汀看望我父亲并取一些衣服，但这很有风险。爆炸和地面战斗持续，大街上看不到几辆车，停电丶停水，或者无法通讯。

 

相比之下，卡拉瑟社区最初是安静且和平的。这个社区位於阿勒颇腹地，临近堡垒和主要的菜市场。这里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和平 － 我们听见直升机和飞机从空中飞过 － 但在那几周里，我们的日子过得满正常。我们社交丶我们在我姨母的房子里办家庭聚会丶我去看牙医。

 

8月1日晚上，我和我的一位表亲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一枚炸弹落在我们附近。我看到闪光并且听到爆炸声。我们被陌生人拉进一幢建筑物中，但是我们决定疾速奔向附近亲戚的住所。我们正跑的时候，第二枚炸弹落在两座建筑物之间。街道上充满恐慌：人们边跑边大叫，地上还有受伤的人。陌生人再次被拉我们进室内，我们在一间公寓的二楼躲避。

 

人们点燃蜡烛，我坐在沙发上等待这一切结束。我的家庭成员们接连给我打了五六个电话，问我在哪里，并且跟我说情况正在变坏。

 

接下来的一刻我看到一束强光并且听见爆炸的巨响。我当时完全清醒，还大叫着，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疼痛。之前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妇女倒在地板上，死去了。我被人用毯子卷起来抬到楼下。我听见有人叫救护车。

 

在救护车里面，人们围着我，问我问题。我的名字？我的家人是谁？我的手机在哪里？他们找不到我的手机，我试图告诉他们我姐妹的电话号码。当她接起电话听到我的名字，她以为我已经死了。但我没有死，我只是受了重伤。

 

在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前线医院，他们为我麻醉，并尝试为我止血。爆炸的威力令我冲向墙面，撞碎手肘的骨头。我的腿几乎被炸弹碎片割断，我的手丶手臂丶胸膛丶肋骨与腹部都有被炸弹碎片造成的伤口。

 

我被转介到阿尔拉齐（Al Razi）公共医院。那是一段慌乱且危险的路程：轰炸仍在持续，我仍在流血。整个地区受到轰炸。他们送我直入手术室，我记得的最後一件事，是麻醉开始生效之时，外科医生要我朗读可兰经的一段诗文。他们花了十小时为我做手术──从当晚十点到隔日早上八点──而後我失去意识五天。

 

当我出院时，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可去。我有严重的骨伤，但主要的问题是恐惧。每当我听到空中的飞机声，就会感到更加疼痛。

 

我们日日夜夜听到爆炸声，一枚落在花园的流弹伤了我的姐妹。那里没有电力，通讯断绝。我受伤那天的情景不停在我脑海中重复播放。一个月後，我们设法离开这座城市，逃往约旦。

 

在我受伤後的四年內，我已经历20场外科手术，以治疗我的腿部丶手臂与手部的伤势。经过一年来在无国界医生位於安曼的整形外科手术医院接受骨头移植与後续护理，我几乎已经准备好出院。虽然我要杵着拐杖走路，但我的手已装上人工关节，所以我现在能够自由移动。

 

现在我看着阿勒颇正在发生的事情──轰炸与围困──对於留下来的人们感到同情。我记得活在危险中的感受，即使只在附近活动都太危险。但愿其他在阿勒颇的人都不用遭遇我所经历的事情。

 

对我来说，我只希望像其他普通女孩一样，拥有我先前所过的生活。当人们问我： "妳发生了什麽事？" 我会感到伤心。但这是命运；我必须接受它。对於能得到如此良好的医疗护理，我感到幸运，我只希望可以完全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