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庭发出起诉苏丹总统巴希尔的公诉书后不久，苏丹政府即驱逐十数个国际人道援助组织离开达尔富尔地区。当中包括无国界医生的两个分部，它们都被迫在脑膜炎大规模爆发之际离开。其余留在当地的救援人员，遭受到不断加剧的袭击。苏丹总统继而宣布所有国际人道援助组织必须在今年内撤离，进一步危害在饱受战争创伤地区上，为数以百万计人民提供食物、饮用水和医疗护理的援助工作。

这些驱逐行动，无疑是一次直接的报复，针对那些被怀疑与国际刑事法庭有关的团体，以及支持起诉总统巴希尔的各国政府。

由于苏丹当局拒发签证，国际刑事法庭无法派遣调查人员到苏丹境内调查。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在二零零五年曾表示，法庭会依赖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不同机构的合作。许多救援组织对法庭提出的合作或作证要求，立场并不是常常清晰。许多倡议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组织，认为国际刑事法庭会有助防止战争罪行，并促进备受战争蹂躏的社群和解修好。有一些组织甚至声称他们可以作为「重要的消息来源」。

当其时，很少组织充分理解到国际司法程序将会如何与人道援助产生直接冲突。要为平民和没有参战的人们提供能挽救生命的援助，便得跟地方当局和各交战派系不断协商，而那些人可能正就是需要对战争罪行负责的人。救援人员一旦被视为可能为了起诉而收集资料的时候，他们接触有需要的冲突受害者的能力，就会受到损害。

一个组织是无法提供人道援助，又同时对抗犯罪者免罪免罚的情况。后者要求犯战争罪行的人士受谴责，而前者则可能正要得到这些个别人士的合作，以能够在他们控制的地区提供援助。

实际上我们各工作小队，都在达尔富尔花许多时间与不同派别的领导人商讨，好让救护车得以通过各个检查站。这些来自叛军、辅助部队或游牧民兵，以及苏丹政府军等不同派别的领导人当中，有部分人是对导致我们援助的人群流离失所或需转送救治的伤患，负有直接的责任。

人道援助，与惩处战争罪犯或以武力保护平民的这些做法，并不必然能够兼容并存，虽然彼此都是为了避免战争暴力的损害扩大这一相同目标。但它们各有其独特、甚至相互矛盾的逻辑和程序。达尔富尔的危机，正正突显了援助组织需要承认这些矛盾的存在，并要令各方消除疑惑，清楚这些组织的优次考虑，以及他们会做或不做哪些事情。

无国界医生尊重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权。然而我们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与它合作或向它提供任何资料。我们自二零零四年起，已在公开及非公开场合，向国际刑事法庭和苏丹当局申明了上述立场。清楚解释人道援助的角色，并且履行不偏不倚和中立的承诺，可让救援组织得以在战线两边都进行工作；不仅是在达尔富尔地区，在其他冲突地区也如是。

当然，独立于国际刑事法庭，也不足以避免人道援助的工作不受阻挠。最近发生的连串事件，突显了不论国际团体对国际刑事法庭抱着甚么立场，达尔富尔的紧急援助仍是被扣押变成讨价还价的筹码。为国际社会与苏丹政府的政治角力付出代价的，是需要援助的人们。

目前的僵局正好说明，国际危机管理的不同部分应如何谨慎处理，因为得考虑最受冲突损害的人群所要承受的影响。二零零四年苏丹受到密集的外交压力（包括武装干预的威胁），迫使苏丹政府开放门户接受国际人道援助，致令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四年大屠杀后出现的饥荒得以避免。五年之后的今天，国际压力寻求惩罚被起诉的苏丹官员，却导致救援工作减半，数百万人的生命受威胁。

要在人道、司法、军政这三种不同形式的行动之间设定出一个层级架构，这不是由人道工作者来决定的。无国界医生很自然会倾向把援助工作放作我们考虑的第一位，但我们也意识到，可以有其他合乎情理的做法。

然而，达尔富尔地区失去家园的人群栖身的多个营地，并不如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于二零零八年七月在联合国安理会所言般，已成为「以消耗来灭绝种族」的终极工具。尽管局势持续不安全，个别地区发生多宗严重暴力事件，但国际人道援助自二零零五年以来，已成功避免了饥荒出现，并使死亡率和营养不良比率降至战前水平。不过，这些成就现正因苏丹政府对司法惩处的政治权谋作出反应而受到严重威胁。究竟这个司法惩处能否符合受害人群的利益，仍有待证明。

无国界医生国际议会主席符尼尔医生
写于日内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