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国际议会主席基利思发表对现时局势的意见

此文章於Al-Sharq Al-Awsat首次发表。

今年十月，我从达尔富尔回来。在二零零四年七月，我曾在达尔富尔工作。当时，只有少数救援组织提供援助，但那里正陷入危机，急需大规模援助。虽然战事持续，但我们仍能快速地扩展救援行动。不过，今天一切都改变了。

无国界医生於过去三十个月里，一直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担当主要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之一，但无国界医生的医疗人道救援行动正在锐减，因为某些地区的情况，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们已全面撤出数个地区，包括科尔马、北达尔富尔、阿尔及马亚的古德林地区等。古德林地区刚爆发霍乱，病人需要即时治疗以免死亡，要在这时候撤出该区，更加是一个困难的决定。鉴於发生了一些针对人道救援工作者的安全事件，我们也缩减了达尔富达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救援工作。於过去三个月，已有十二名救援工作者被杀，还有很多被袭击、被殴打和被侵犯。自年初开始，单是无国界医生我们这组织，已经历了超过四十宗严重的安全事件。

能获得救援的平民愈来愈少，而我们接触难民营以外的平民的机会，又大幅削减，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担心的事实。当无国界医生正为三万五千名因最近一次战事，而被迫逃离达尔富尔南部Muhajariya地区的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我们却只因安全问题，而未能接触杰贝尔姆恩(Jebel Moon)地区里，逃避战乱的人。

在无国界医生仍然能够工作的几个小区里所得出的医疗指数，并不能与二零零四年的「医疗危机」相提并论。事实上，现时的死亡率和营养参数仍处於「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援助照顾了当地人基本的求生需要。不过，若论营地内流离失所者的情况，他们的危机并不能用数据来量化，而应看看他们承受著的苦难。人们被困在愈趋政治化和暴力的营地里。他们不知道有否将来，即使有，也不知道这个「将来」又会何时降临；他们不能离开营地，去搜集生活必需品，因他们担心会被强暴或杀害；他们终日活在苏丹政府力量和叛军的民兵的袭击和威胁之下。这就是「有幸」能居於达尔富尔难民营，等同被困於「开放式监狱」的平民的命运。

无论真正的前因後果怎样，不容置疑的是，现时的政治气候造就了这个特别的「压力煲」的形成――暴力事件将人道救援挤出外面，并把大批平民关在无尽的胁迫之中。

持续恶化的安全情况，苏丹政府和各方武装分子均责无旁贷，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不断主张介入的姿态，亦加剧了全安情况的恶化。很多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欧盟、非盟、联合国的领导者和很多西方的倡议团体，都要求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进驻当地，认为这是协助受难人群的最佳方法，但又私下承认这不大会是一个有效的介入行动。

政治领袖说这些口是心非的论述是一回事，但连人道组织，例如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艾格兰（Jan Egeland），公开支持这行动，却是另一回事。保持中立，对人道救援工作者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战区工作，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公开去支持其中一方，会对所有人道救援工作者带来危险後果。

更重要的是，现时的国际策略无法遏止针对平民的暴力再次出现，相反，它助长了苏丹政府及其民兵的反西方言论和袭击，令危险的情况一发不可收拾，并导致重要救援行动缩减。

这个看法既不是指苏丹政府不需为发生在政府管治地区的袭击事件，负上最终责任，也不是指其他交战团体不需负上基本责任。这基本责任，便是要确保并无参与战争的人，其生命受到尊重，和人道救援组织能够为战争中的受害者，不偏不倚地提供援助。

无国界医生并无就军事或政治行动的好与坏，及其对「持久解决方法」的促成，发表任何意见。纵然如此，我们看到的，是这些行动正对我们能否继续进行救援，救助生命，造成影响。

至此，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并要求那些要为暴力事件负责，和那些施加压力的有关方面，要令外来的人道救援得以继续。因为，正是施加压力的方式，令理应受到保护的平民，要冒著被白白牺牲的危险。

无国界医生国际议会主席基利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