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在西非肆虐一年，疫情渐见缓和，无国界医生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埃博拉治疗中心的患者人数显著下降。这场前所未见的疫情，促使我们大规模动员，至今前赴后继到当地抗疫的国际救援人员超过700人。截至二月底，香港办事处共派出27人，包括负责统筹利比里亚所有医疗行动的狄纯娜医生，以及首位参与治疗埃博拉的香港医护人员赵卓邦。

 

 

 

狄纯娜于2014年10至11月间在利比里亚参与抗疫工作。在香港办事处任职紧急救援支持组经理的她，可谓纵横疫场，曾处理在塞拉利昂以及南苏丹的霍乱、麻疹和戊型肝炎等疫症爆发。她表示，即使组织应对埃博拉拥有垄断性的专业经验，但面对庞大疫情，仍有很多不足。

 

她解释说：“以往无国界医生应对的埃博拉疫情规模较小，地理集中，位置偏远。这是我们首次在城巿面对埃博拉，首次设立超过100张病床的治疗中心。我们并非毫无准备，对埃博拉一无所知。然而，过去的疫情规模，不容许我们对病毒掌握更多数据。这场疫症的唯一好处，是让我们更了解埃博拉，以应对下一次疫症爆发。”

 

医护人员目前只能为病人提供支援性护理，增强其免疫能力对抗病毒。狄纯娜说：“其他方法如为病人输入康复者血浆等，虽有若干研究，但尚未有确切证据显示可以杀死病毒。”不过，无国界医生正参与药物临床测试，希望有助找出新疗法。

 

不确定的还有疫情的发展。即使疫情趋缓，追踪曾接触感染者人士的工作依然严重不足，一个新病例就足以令疫情死灰复燃。狄纯娜主动出击，派出“热点应对小组”到首都蒙罗维亚外围、没有其他救援组织前往的地区应对埃博拉。“他们一行15人要先开车两天到达某个热点，并在两天内建好一所小型治疗中心。”

 

 

作为医疗统筹，狄纯娜亦要负责保障当地逾千名同事的健康。“一位同事染病，对他及其家人来说，固然极之难受，但影响不止于此。团队士气会受打击，当地人对无国界医生的信任蒙上阴影，更重要是，利比里亚经历多年内战，医护人员弥足珍贵，一个医生、一个护士都不能少 ！我们必须确保他们熬得过这次疫情，将来救治更多病人。”疫情爆发前，当地每10万人才有1名医生，如今疫症夺去不少医护人员的生命，势令医疗系统更加脆弱。狄纯娜指出，疫情几乎瘫痪西非三国医疗系统，但各方集中投放资源和精力于对抗埃博拉，严重忽略非埃博拉病人的需要。

 

救援人员并非铁人，患感冒或吃错东西拉肚子，原来小事一桩，在埃博拉项目就不一样。“一位同事患感冒，传染给三四个人很正常，但感冒引致的发烧也是埃博拉病征之一。就算同事心知机会很微，也难免会紧张，怀疑是否感染埃博拉。”狄纯娜唯有勒令同事自我隔离，争取休息。

 

 

 

在港任职急诊室护士的赵卓邦（阿邦），在2014年11月至12月驻守蒙罗维亚无国界医生最大的埃博拉治疗中心最前线──分流站。阿邦必须根据求诊者的病征、居住地、职业与接触史，尤其是曾否参加葬礼或接触尸体，决定他们是否需要进入高风险区接受抽血化验，每日徘徊于矛盾与抉择之间。

 

他说：“分流最困难之处，在于一些似是而非的个案，譬如说埃博拉与疟疾的病征非常相似，而疟疾在这里是很普遍的；也有人故意隐瞒，或答案模棱两可。我不能把所有人都收进疑似个案区，让他们增加受感染风险，还要担惊受怕；但我亦需确保不会把应该隔离的人放走。”

 

就算生活小节如剪指甲，阿邦都要左思右想。阿邦笑说：“指甲太长，可能会弄薄甚至弄穿手套，但剪指甲又有机会造成伤口，尤其是看不见的伤口，让病毒有机会入侵。拿着指甲刀那一刻，我真的在衡量弄穿手套的机会大，或是剪伤的机会大 ？最终我没有剪下去。”

 

 

阿邦有时要到高风险区协助其他同事，每次都必须穿上全套保护装备，包括外科手术衫裤、护目镜、口罩、头套、手套、围裙、保护衣以及胶靴。保护得了自己，护理病人却不容易。

 

阿邦解释说：“在香港的医院，医护人员经常要为病人吊盐水，替他们开静脉输液口，俗称打点滴，在埃博拉治疗中心进行这个程序就加倍困难：手指的敏感度因戴上两层手套大大降低，护目镜起雾令视野不清，局促的保护装备容易让人烦躁，减低专注力，此时此刻，保持精准并非易事；整个程序必须缓慢进行，防止出现针刺意外。一个原本只需两至三分钟的程序，最少要10分钟才能完成。”

 

当地天气跟香港的夏天一样，酷热潮湿，就算没有穿着保护装备也大汗淋漓。阿邦说：“脱手套时，发现汗水积聚于十只指尖位置，形成小水塘，加起来可能够养金鱼了。”

 

自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无国界医生已治疗近5,000名埃博拉患者，约占所有报告病例的五分之一。现时仍有逾2,000名人员在西非工作。

 

 

 

医护人员穿着全套保护衣物，每日两次进出高风险区，每次逗留最多一小时，已是极限。由于医学界至今未有康复者再度感染的报告，他们只需穿着简单的防护衣物，便可以逗留在高风险区较长时间，令他们得以成为埃博拉护理中的中坚分子。

 

康复者莎乐美是蒙罗维亚治疗中心的精神健康辅导员，她跟父母、未婚夫、姐姐与外甥同时染病，病重时的一点一滴，记忆犹新。“我对周遭的一切亳无意识，只感到身体强烈痛楚。埃博拉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病毒，带来痛楚，每根骨头都觉得痛......”后来她病况好转，但父母都因病去世了。

 

虽然经历丧亲之痛，不过她深信自己存活下来是有原因的，驱使她重返治疗中心，协助其他病人。“我讲述自己的经历，激励病人，让他们知道，他们同样可以生存。”

 

 

 

支持抗疫的后勤同事，在对抗埃博拉的战疫中同样功不可没。他们在兴建治疗中心时，必须考虑到在高风险区，除了必要的人员以外，任何物品“有进无出”，譬如内里设有扫描仪，以电脑传送病人记录，一旦有医疗设备或其他器材失灵，维修员都要穿上全套防护衣物入内维修。

 

在塞拉利昂博城（Bo）担任后勤人员的刘晓静（Lucy）指出，她其中一个主要的工作，是要严防病毒扩散。“当地治安其实不错，然而我们要将治疗中心当成高度设防监狱，设置围栏，闲人免进。”

 

Lucy亦看到疫症带来更广泛的影响。“当地的经济受严重影响，没有人再建房子，原来替我们兴建治疗中心的临时工说，根本找不到工作。”

 

人们对埃博拉的恐惧仍未消除，而被埃博拉影响的社区，亦将需要长时间才能复原。无国界医生在这些地方，仍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