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8 | 二零零二年七月，米南迪（Fred MINANDI）在巴塞罗讷第十四届艾滋病国际会议上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是马拉维首批接受无国界医生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其中一名艾滋病病人。当时，捐助机构拒绝援助艾滋病治疗项目，因为他们不相信非洲的艾滋病病人能够每日服药。然而，米南迪的治疗却一直没有间断，而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家好，我是米南迪，今年四十二岁，是马拉维的一名农民。幸运地，我是其中一名受惠于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无国界医生病人。马拉维是非洲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国家，百分之十五的成年人口已受到感染。在我们的村，我亲眼见到很多年轻人虚弱得无法在田地工作，更无法供养家人。人们花大把的钱，给家人治病买药，但往往都是徒劳。我目睹过有些家庭父母双亡，只得让家中的长者照顾遗孤，但他们既没法供养孩子，也无能力承诺他们未来。我在一九九七年开始发病。四年来，我的病情时好时坏，最后病情严重到我已无法做任何事情。二零零一年，我进行了艾滋病检测，幸好我住的地方正是无国界医生刚刚开展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之处。我是马拉维第一批免费受惠于这项治疗的艾滋病病人。今天我能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话，都是因为我接受了治疗。
2-18 | 二零零二年七月，米南迪（Fred MINANDI）在巴塞罗讷第十四届艾滋病国际会议上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是马拉维首批接受无国界医生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其中一名艾滋病病人。当时，捐助机构拒绝援助艾滋病治疗项目，因为他们不相信非洲的艾滋病病人能够每日服药。然而，米南迪的治疗却一直没有间断，而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家好，我是米南迪，今年四十二岁，是马拉维的一名农民。幸运地，我是其中一名受惠于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无国界医生病人。马拉维是非洲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国家，百分之十五的成年人口已受到感染。在我们的村，我亲眼见到很多年轻人虚弱得无法在田地工作，更无法供养家人。人们花大把的钱，给家人治病买药，但往往都是徒劳。我目睹过有些家庭父母双亡，只得让家中的长者照顾遗孤，但他们既没法供养孩子，也无能力承诺他们未来。我在一九九七年开始发病。四年来，我的病情时好时坏，最后病情严重到我已无法做任何事情。二零零一年，我进行了艾滋病检测，幸好我住的地方正是无国界医生刚刚开展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之处。我是马拉维第一批免费受惠于这项治疗的艾滋病病人。今天我能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话，都是因为我接受了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