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比利时的人类学家特尔博维奇(Pierre Trbovic),在八月底到达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协助无国界医生应对埃博拉疫情。他发现治疗中心爆满,医疗人员不胜负荷,而且轮候诊治的病人排到街上,因此义务担负起 拒收病人这项令人心痛的工作。
 
抵达蒙罗维亚不久后,我发觉埃博拉疫情的规模令我的同事不胜负荷。我们的治疗中心——无国界医生有史以来管理过最大的一个——爆满了,而我们的项目统筹斯特凡(Stefan)要站到闸口拒收病人。在无国界医生的任务里,你要灵活变通。这不是一项我们计划好要让任何人去做的工作,但总要有人去做——所以我自动请缨。
 
我站到闸口的首三天,雨下得很大。人们都湿透了,但他们继续等待,因为已无别处可去。
 
我第一个要拒绝的,是个载着患病女儿在车尾的父亲。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并央求我接收他那年轻的女儿。他说即使知道我们不能救活她,但至少也能接收她,让其他家人幸免于难。那一刻,我要走到其中一个帐篷后面哭。我并不羞于我的泪水,但我知道,为了我的同事,我必须保持坚强。如果我们都哭起来,我们就真的会有麻烦。
 
另外一些家庭只会停车,让病人自己下车后便开走,把他们遗弃。一位母亲尝试把她的孩子留在椅子上,她希望如果自己能狠下心离开,我们便会迫于无奈要照顾那孩子。
 
我拒绝过一对带着小女儿来的夫妇。两小时后,那女孩在我们的闸口前去世了。在尸体清理队伍到来带走她之前,她的遗体一直在原地。我们定期有来自其他医疗设施的救护车驶来,里面载着疑似感染埃博拉的病人,但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未能转送他们到其他地方——所有地方都爆满,直到现在仍是一样。
 
我一进入高危区,便明白为何我们不能接收更多病人。每个人都不胜负荷。埃博拉治疗中心里,有各项程序和步骤以保障每个人的安全。如果人们没有时间跟从,他们便可能会开始犯错。
 
穿着完整的个人保护装备可以花上15分钟,而穿上后你只能留在里面一小时,要在筋疲力竭和汗如雨下前脱下。你不能在里面太久,否则会变得危险。病人的情况也不好,因此要保持帐篷清洁,清理所有人类排泄物、血液和呕吐物,以及移走遗体,是很繁重的工作。
 
我们无法在接收更多病人的同时,又不让中心的每个人和我们的工作冒上风险。但向央求我们接收他们挚亲的人,解释我们的难处,并保证我们会尽快扩建中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送赠一些家居保护包给病人,里面包括手套、保护袍和面罩。这样病人便可以获摰爱照顾之余,又减低感染他们的机会。
 
大雨过后是烈日。有一天,一位长者在外面等了5小时,手里只拿着一把破伞遮荫。那时候他唯一对我说的话就是“阳光太猛”。这已虚耗他很多精力。他的儿子陪伴在旁,但不敢走近去做任何令他舒服点的事。当我们终于可以接收他的时候,他的儿子上前向我道谢,双眼满是泪水。
 
有些人并非真的患病,但他们因害怕感染埃博拉而寝食难安——他们只想做病毒测试。但如果我们连正要死去的人都要拒绝接收,又岂可接收健康的人?
 
其余前来的人都只是渴求一份工作——他们愿意做任何事,即使是运送尸体。
 
当我十分钦佩的护士们开始可怜我,说他们做不了我的工作的时候,我才知道正在做的事比想象中困难。一周后,人们说我要停止。他们看到这工作对我造成的情绪影响。
 
那天下午一位同事过来找我,说有些东西要给我看。每当有人康复,我们都会为出院的病人举行一个小仪式。看着员工聚首一堂庆祝这特别时刻,听着出院病人感谢我们的说话,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理由留在这里。环顾四周,我看到所有同事都眼泛泪光。有时候我们流泪,有很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