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为一名孕妇接生的时候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不幸的是，这位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女士最终也和初生婴儿一起去世。

 

在该次接生过程中，我和另外七名诊所职员同时染病，我们被送到埃博拉治疗中心，最终我们只有两个人能够存活下来。

 

痊愈后我回家，可是没有人欢迎我回到社区里去。邻居不准我的孩子在他们的井打水；他们常常对我的孩子跟丈夫指指点点，只因他们与埃博拉病毒幸存者有关。最终我的丈夫决定离开。

 

在市集里，摊贩都不肯做我的生意。有一天，其中一个摊贩跟我说，不会冒险接收一个埃博拉病毒幸存者的钱币。我尝试说服她，埃博拉病毒的幸存者已经不带病毒所以不会传染，但她不相信我。电单车司机跟出租车司机都拒绝接载我。我尝试做曲奇饼兜售，可是也没有人肯买，最后我只好和我的孩子把自己做的曲奇吃光。

 

我绝望地想说服这些人。我在公众地方四处张贴由埃博拉治疗中心发出，正式证明我已完全康复的医生证明副本。但有些居民仍然不相信我不再带有病毒，继续歧视及非议我。他们不再以我的名字称呼我，而是叫我“埃博拉幸存者”。

 

有一次，我到蒙罗维亚近郊的杜博路社区探望我的其中一位姨母，她很热情地招待我，请我坐下并给我一碗米饭。可是当我把吃剩的米饭分给她女儿的时候，她忽然从她女儿手上一手抢过饭碗，把米饭当场倒在我面前的地上。当这种事是由你的亲人做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份外难受。

 

之后，我的房东向我发出驱逐令。有关当局在烧毁我所有东西后对我居住的房子进行强制检疫，这令我的房东大为不满。我请求社区中的长辈向她解释，但她不接受。最后她把房租大幅提高到一个我根本无法负担的水平，我只好搬走。

 

当我处于一个情绪极度低落的时候，一位相识已久的女性朋友终于来电邀我到她家作客，并送了一些衣服和日用品给我。之后，我最小的妹妹收留了我和我的孩子，让我在租到新房子之前在她家里的饭厅借宿。后来无国界医生的心理社交人员小组跟我丈夫倾谈过，他最终都肯回家了。

 

我一度沮丧得真的差点就自杀了，但我最终都存活下来 —— 毕竟我是一个幸存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