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比利时的人类学家特尔博维奇（Pierre Trbovic），在八月底到达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协助无国界医生应对埃博拉疫情。他发现治疗中心爆满，医疗人员不胜负荷，而且轮候诊治的病人排到街上，因此义务担负起 拒收病人这项令人心痛的工作。

 

抵达蒙罗维亚不久后，我发觉埃博拉疫情的规模令我的同事不胜负荷。我们的治疗中心——无国界医生有史以来管理过最大的一个——爆满了，而我们的项目统筹斯特凡（Stefan）要站到闸口拒收病人。在无国界医生的任务里，你要灵活变通。这不是一项我们计划好要让任何人去做的工作，但总要有人去做——所以我自动请缨。

 

我站到闸口的首三天，雨下得很大。人们都湿透了，但他们继续等待，因为已无别处可去。

 

我第一个要拒绝的，是个载着患病女儿在车尾的父亲。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并央求我接收他那年轻的女儿。他说即使知道我们不能救活她，但至少也能接收她，让其他家人幸免于难。那一刻，我要走到其中一个帐篷后面哭。我并不羞于我的泪水，但我知道，为了我的同事，我必须保持坚强。如果我们都哭起来，我们就真的会有麻烦。

 

另外一些家庭只会停车，让病人自己下车后便开走，把他们遗弃。一位母亲尝试把她的孩子留在椅子上，她希望如果自己能狠下心离开，我们便会迫于无奈要照顾那孩子。

 

我拒绝过一对带着小女儿来的夫妇。两小时后，那女孩在我们的闸口前去世了。在尸体清理队伍到来带走她之前，她的遗体一直在原地。我们定期有来自其他医疗设施的救护车驶来，里面载着疑似感染埃博拉的病人，但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未能转送他们到其他地方——所有地方都爆满，直到现在仍是一样。

 

我一进入高危区，便明白为何我们不能接收更多病人。每个人都不胜负荷。埃博拉治疗中心里，有各项程序和步骤以保障每个人的安全。如果人们没有时间跟从，他们便可能会开始犯错。

 

穿着完整的个人保护装备可以花上15分钟，而穿上后你只能留在里面一小时，要在筋疲力竭和汗如雨下前脱下。你不能在里面太久，否则会变得危险。病人的情况也不好，因此要保持帐篷清洁，清理所有人类排泄物、血液和呕吐物，以及移走遗体，是很繁重的工作。

 

我们无法在接收更多病人的同时，又不让中心的每个人和我们的工作冒上风险。但向央求我们接收他们挚亲的人，解释我们的难处，并保证我们会尽快扩建中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送赠一些家居保护包给病人，里面包括手套、保护袍和面罩。这样病人便可以获摰爱照顾之余，又减低感染他们的机会。

 

大雨过后是烈日。有一天，一位长者在外面等了5小时，手里只拿着一把破伞遮荫。那时候他唯一对我说的话就是“阳光太猛”。这已虚耗他很多精力。他的儿子陪伴在旁，但不敢走近去做任何令他舒服点的事。当我们终于可以接收他的时候，他的儿子上前向我道谢，双眼满是泪水。

 

有些人并非真的患病，但他们因害怕感染埃博拉而寝食难安——他们只想做病毒测试。但如果我们连正要死去的人都要拒绝接收，又岂可接收健康的人？

 

其余前来的人都只是渴求一份工作——他们愿意做任何事，即使是运送尸体。

 

当我十分钦佩的护士们开始可怜我，说他们做不了我的工作的时候，我才知道正在做的事比想象中困难。一周后，人们说我要停止。他们看到这工作对我造成的情绪影响。

 

那天下午一位同事过来找我，说有些东西要给我看。每当有人康复，我们都会为出院的病人举行一个小仪式。看着员工聚首一堂庆祝这特别时刻，听着出院病人感谢我们的说话，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理由留在这里。环顾四周，我看到所有同事都眼泛泪光。有时候我们流泪，有很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