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2 | 来自比利时的人类学家特尔博维奇（Pierre Trbovic），在八月底到达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协助无国界医生应对埃博拉疫情。他发现治疗中心爆满，医疗人员不胜负荷，而且轮候诊治的病人排到街上，因此义务担负起 拒收病人这项令人心痛的工作。 抵达蒙罗维亚不久后，我发觉埃博拉疫情的规模令我的同事不胜负荷。我们的治疗中心——无国界医生有史以来管理过最大的一个——爆满了，而我们的项目统筹斯特凡（Stefan）要站到闸口拒收病人。在无国界医生的任务里，你要灵活变通。这不是一项我们计划好要让任何人去做的工作，但总要有人去做——所以我自动请缨。 我站到闸口的首三天，雨下得很大。人们都湿透了，但他们继续等待，因为已无别处可去。 我第一个要拒绝的，是个载着患病女儿在车尾的父亲。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并央求我接收他那年轻的女儿。他说即使知道我们不能救活她，但至少也能接收她，让其他家人幸免于难。那一刻，我要走到其中一个帐篷后面哭。我并不羞于我的泪水，但我知道，为了我的同事，我必须保持坚强。如果我们都哭起来，我们就真的会有麻烦。
9-12 | 来自比利时的人类学家特尔博维奇（Pierre Trbovic），在八月底到达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协助无国界医生应对埃博拉疫情。他发现治疗中心爆满，医疗人员不胜负荷，而且轮候诊治的病人排到街上，因此义务担负起 拒收病人这项令人心痛的工作。 抵达蒙罗维亚不久后，我发觉埃博拉疫情的规模令我的同事不胜负荷。我们的治疗中心——无国界医生有史以来管理过最大的一个——爆满了，而我们的项目统筹斯特凡（Stefan）要站到闸口拒收病人。在无国界医生的任务里，你要灵活变通。这不是一项我们计划好要让任何人去做的工作，但总要有人去做——所以我自动请缨。 我站到闸口的首三天，雨下得很大。人们都湿透了，但他们继续等待，因为已无别处可去。 我第一个要拒绝的，是个载着患病女儿在车尾的父亲。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并央求我接收他那年轻的女儿。他说即使知道我们不能救活她，但至少也能接收她，让其他家人幸免于难。那一刻，我要走到其中一个帐篷后面哭。我并不羞于我的泪水，但我知道，为了我的同事，我必须保持坚强。如果我们都哭起来，我们就真的会有麻烦。
9-8 | 无国界医生的人员居住于目前受西非埃博拉疫情严重影响的社区之中，亦无可避免冒受到感染的风险。虽然无国界医生已在工作地点落实非常严谨的安全措施，但“零风险＂并不存在，而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工作时间，而是在社区之中的传播。自2014年3月以来，6名无国界医生的当地员工染病，其中3名不幸离世。 自从2014年3月埃博拉疫情于西非开始爆发以来，受影响国家卫生部的医疗及非医疗人员，以及支援他们的非政府组织，一直身处对抗这场疫症的最前线。 在缺乏适当保护的情况下，直接与病人接触的医护人员有染病的风险。至今相信已有超过240名医护人员感染埃博拉，其中120人离世。部分医护人员亦病倒，更多人则不敢上班。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只有数间医疗中心接收到用来隔离、防护和消毒的必要物资，导致更多员工和病人要承受风险。现时已有数间医疗中心遭遗弃，数以千计的人无法获得医疗护理。 除了在医疗设施内的风险之外，埃博拉亦存在于几内亚、利比里亚及塞拉利昂的社区之中，因此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
9-4 | 来自美国的沃森－斯特赖克（Ella Watson-Stryker）现时在塞拉利昂凯拉洪（Kailahun）的无国界医生紧急项目，担任健康推广人员。她讲述了一名小女孩的故事，这女孩是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其中一名受害者。 我第一次见到蒂娃（Tewa）*是在分流站的帐篷。她和妈妈、还是婴儿的妹妹，还有家族里的其他亲戚，来到无国界医生的埃博拉医院。她弓着腰坐在塑料椅子上，双腿太短碰不着地。正在等候的时候，我给他们每人一些小吃，蒂娃腼腆地对我笑了笑。我们把她接收住院，因为她发烧了，父亲也死于埃博拉，但很高兴她的血液检测结果是对病毒呈阴性反应，所以她出来洗澡后，便微笑着，之后接受疟疾的治疗。我松了一口气，和她在辅导区聊了一会，她还自豪地练习着学生英语。我把她和姨姨、小妹妹一起送回家。她的妈妈呈阳性反应，但康复得很快，几天后便跟着他们的步伐回家去了。我把蒂娃送回她的村落，之前也曾送过她另外两位从埃博拉康复的家人回到这里。她对我笑了笑，然后回去和其他孩子一同玩耍。 不过，一星期后，我看到病人登记记录，心往下一沉。那是她的名字，还有红字写着“再入院”。
9-4 | 来自美国的沃森－斯特赖克（Ella Watson-Stryker）现时在塞拉利昂凯拉洪（Kailahun）的无国界医生紧急项目，担任健康推广人员。她讲述了一名小女孩的故事，这女孩是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其中一名受害者。 我第一次见到蒂娃（Tewa）*是在分流站的帐篷。她和妈妈、还是婴儿的妹妹，还有家族里的其他亲戚，来到无国界医生的埃博拉医院。她弓着腰坐在塑料椅子上，双腿太短碰不着地。正在等候的时候，我给他们每人一些小吃，蒂娃腼腆地对我笑了笑。我们把她接收住院，因为她发烧了，父亲也死于埃博拉，但很高兴她的血液检测结果是对病毒呈阴性反应，所以她出来洗澡后，便微笑着，之后接受疟疾的治疗。我松了一口气，和她在辅导区聊了一会，她还自豪地练习着学生英语。我把她和姨姨、小妹妹一起送回家。她的妈妈呈阳性反应，但康复得很快，几天后便跟着他们的步伐回家去了。我把蒂娃送回她的村落，之前也曾送过她另外两位从埃博拉康复的家人回到这里。她对我笑了笑，然后回去和其他孩子一同玩耍。 不过，一星期后，我看到病人登记记录，心往下一沉。那是她的名字，还有红字写着“再入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