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俯拾皆是。瘦弱的人们挤满船只，在安达曼海上漂流，乞求着饮用水；刚从偷渡船存活下来、疲惫不堪的难民，步履蹒跚地踏浪走上希腊海岛；为了逃离数英里以外的战火，绝望的家庭破坏分隔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刺铁丝网。媒体充满着关于人们东南亚的丛林营地里成为奴隶、甚至被埋在乱葬岗里的故事。还有来自利比亚的人们，在说着有关斩首、酷刑与强暴的可怕故事。

 

这些故事或许能够抢得头条，却只是冰山一角。它们说明了人们为了追求安全或过上较好生活的机会，被迫非法跨越边境，在旅途上面对的艰难和困境。

 

联合国表示，有6,000万人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这是二战之后最高的数字。实际一点说，这几乎等同整个意大利或英国的总人口。其中有86%的人正栖身于发展中贫穷国家。

 

无国界医生的队伍在世界各地，从摩洛哥，到缅甸，再到墨西哥，都耳闻目睹许多关于恐惧、痛苦与暴力的故事；有的穿越摩洛哥前往西班牙；有的先穿越也门横渡红海，再到土耳其、保加利亚、希腊与南欧；也有横过安达曼海；以及从中南美洲穿过墨西哥进入美国。

 

这些人来自世界上完全不同的地区，证明了“移民问题”是一个国际议题。现存的难民与移民政策是失败的。1951年《难民公约》，以及其他制定来提供安全避难所与保护的国内与国际移民政策，尤其不足。

 

目前的情况是，国际庇护与难民政策的框架，受一小撮被委派负责管理这框架人士的政治意愿所限制，而且很多相关国家甚至仍然不承认框架所提供的标准保护。

 

缔约国无法达到公约要求的责任，其基本政策仅跟随自己国内民情而变化。非缔约国则规避责任，不愿成为共同框架的一部分，尽管实际上，他们对移民的行动仍然取决于在地政治。发达国家一方面在长年有难民栖身的土耳其、巴基斯坦、黎巴嫩、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等地，以财政支持当地难民营的人道援助，以示自己合符人道，但与此同时，则令那些身处极度危困的人，无法或难以踏足自己国土半步。

 

然后，这些国家取得共识，把移民问题外部化，往往将问题丢给经济状况比它们更差的第三方国家。如此一来不仅提高了入境门坎，更将这些往往是对违反基本人权的责任转移他方。澳洲更进一步强制将人们送回海上，离岸拘留盼寻求庇护的人，同时缩减对海外援助的经费。

 

因为围墙越来越高而担心不能久留的人，唯有寻找其他方法，而往往都是更为凶险的道路。举例来说，澳洲曾是寻求庇护的阿富汗人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特别是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哈扎拉人，现在的政策却促使这些人搭上前往希腊或意大利的小船。政客们宣称这些严格的政策取得成功，但事实上“问题”完全没有解决，只是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流离失所的人持续受苦──只是换个地方而已。

 

我们的队伍目睹人们在旅途中忍受的艰苦状况，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第一手知道索马里、叙利亚与苏丹等地冲突所造成的破坏、缅甸有系统的歧视，还有撒哈拉沙漠南部与东南亚很多地方，捉襟见肘的生活环境和不断的政治社会乱局，迫使数以百万计人逃难。但我们也听到逃难本身导致的骇人听闻故事──人们在撒哈拉沙漠因脱水而死；在利比亚与泰国，人们像牲畜一样被装进货仓与卡车，或是被强暴、凌虐、挨饿。实际上，无论是被迫流徙，还是所谓的移民，这样的旅途足以夺去他们的性命。单是他们在旅程中遭受的长时间虐待，已足以令他们身心长期受创。

 

在一个备受冲突、贫困与不平等困扰的世界，人口迁移必然会发生，而不同国家的政府必须找到一个应对移民的方法，尽可能减少苦难发生，而不是制造痛苦。作为一个拥有40多年援助流徙者经验的医疗人道救援组织，我们的请求很简单：停止这些致命而且令痛苦延长的政策，并基于人道责任，按需要提供保护与援助，保障人们生存的尊严。还是这个世界宁愿眼睁睁看着这些苦难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