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叙利亚是一名儿科医生，已婚，有两个孩子。我们住在拉卡，现在是伊斯兰国的根据地。我在市内一个穷困的地区，管理一所私人诊所，同时向由霍姆斯（Homs）和阿勒颇（Aleppo）逃到那里的流徙者，提供免费的医疗护理。

 

2013年4月和5月，战斗丶空袭和乱枪扫射的情况恶化。叙利亚自由军在拉卡站稳阵脚，全市每天都被政府军轰炸。有一天，我和一位邻居站在诊所外，邻居就在我眼前被击中。那时我决定关闭诊所──情况实在太危险了。一星期後，一个桶装炸弹击中附近的清真寺，同时完全摧毁了我的诊所。幸好，当时建筑物里没有人。

 

那时候，我听到无国界医生正为拉卡以北100公里的塔拉卜亚德一个疫苗接种计划招聘员工。两天後，我知道我受聘了。

 

同时，一连串的反对军派系正轮流控制拉卡，首先是叙利亚自由军，之後是努斯拉阵线（Al Nusra），到了2013年尾，伊斯兰国出现了，并尝试控制整个地区。

 

刚开始时，伊斯兰国并不关心医疗相关事务，但那并不长久。几个月後，它们决定要控制在拉卡的医院丶诊所和医疗物资。人们开始感到被威胁：大部分国际组织离开拉卡，很多叙利亚医生逃离国家。

 

至於我，则决定在我的房子开设诊所来提供一些援助。作为一名医生，我的座右铭是：“医治别人，但也要尝试保护自己”。

 

不久後，伊斯兰国成员来到我的房子接受治疗。我对此感到不安，但仍按照我的医疗道德去做：治疗所有病人，不分种族丶宗教或政治立场。

 

然而，伊斯兰国成员出现在我家门外，对於我和家人来说实在很可怕。他们坐吉普车而来，非常嘈吵而且车速很快。过了几个月，美国率领的联军开始轰炸伊斯兰国，於是他们在晚上到来，迫我跟他们一同去治疗他们的伤者。我的家人很怕我不会再回来。我总想着自己不是将被空袭炸死，就是被伊斯兰国杀死。

 

有一天，伊斯兰国成员来了，向我施压，叫我加入他们在市内控制的医院。大部分医生都离开叙利亚了，他们需要我。但我拒绝了，亦因此收到恐吓。我根本无处可逃：无论是在拉卡附近的小村落，还是拉卡市。我开始明白，我唯一的出路是离开叙利亚。我想：“我宁愿坐上任何一艘小船去送死，也总比留在这里好。”

 

拉卡的生活实在很可怕。白天是政府的空袭；晚上是联军的空袭。飞机声音吵得像地震一样。我一位好朋友在政府军的空袭中丧生了。

 

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没有希望，唯一要做的是救出家人。我担心在叙利亚的话，孩子会活不下去，甚至无法读书。我想保护自己的生命，以保住孩子们的生命。

 

我开始计划自己的行程。我打算前往土耳其，然後坐船到欧洲，目的地是荷兰。我的妻子正怀着第三胎，已经到了分娩前最後一个月，她实在很疲倦，因此很难走远路。所以我们的构思是我和朋友先出发，一旦拿到入境文件，家人便会紧随而来。

 

最後一夜，我决定和孩子同寝。虽然他们不知道我将要离开，但应该感觉得到。我多希望能带着他们。

 

离开拉卡并不容易，因为伊斯兰国丶库尔德（Kurdish）战士丶努斯拉阵线和叙利亚自由军持续战斗。从拉卡到埃夫里（Efreen），我要经过三个检查站，就像穿越三个不同的国家。

 

到达土耳其後，我听到政府在逮捕前往伊兹密尔（Izmir）的人。我心底里有把声音，希望这次旅程失败，我可以回到叙利亚。 

 

来到伊兹密尔，到处都很拥挤：人们睡在路上，饿着肚子──他们已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蛇头，但仍无法离开。我们听到很多沉船的故事。我和朋友到海边一看，实在很难看着这片海，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将要溺毙在这里。

 

时间到了。要坐进这艘拥挤不堪的橡胶艇上，实在是个很难的决定。有些人在哭，有些则在祈祷──每个人都要面对恐惧的方法。我们来到希腊岛屿法尔马科尼西（Farmakonisi），第二天转到莱斯沃斯（Lesvos）。我们一路从希腊走到马其顿，然後穿过塞尔维亚。那时候，我已经连续七天没有好好睡觉。我的愿望是找个枕头睡觉，有水可以洗澡，有电话可以联络家人。

 

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我终於成功找到一张本地通话卡，可以打电话回家。我和妻子丶女儿谈话，但儿子拒绝接听。他觉得我遗弃了他们，这让我很心碎。

 

从贝尔格莱德，我们走过玉米田，付了一名蛇头450欧元，把我们带到奥地利。我们在维也纳的一个公园睡了一晚，早上买火车票前往阿姆斯特丹。

 

妻子在10月诞下了胎儿，就在我来到後不久。她传了一张我初生儿子的照片给我。我每天都和家人通电话，但儿子仍拒绝和我交谈。每次我和女儿谈话，我的心都跳得像飞奔的马一样，我无法平静下来。听到背後是战机的声音，知道它们可能在任何时候掉下炸弹，知道家人们都很害怕，我却在千里之外，无法保护他们，实在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