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2 | 无国界医生证实，一名西班牙籍国际人员已撤离马里回到西班牙。是次撤离乃因应一宗曝露于病毒的事故作出的预防措施。 该名于巴马科（Bamako）参与救援的西班牙籍人员，在照顾一名埃博拉确诊病人时受伤。她现时并无出现埃博拉的病征，亦没有被验出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根据无国界医生的预防程序，这名人员已由私人飞机送往马德里一间治疗中心护理，作为预防措施，并会接受为期3周的跟进。 无国界医生西班牙总干事图巴（Joan Tubau） 说：“ 即使我们有严格守则，风险也不能完全被剔除。然而，把可能已接触了病毒的人员先行撤离，是为了一旦他们获证实感染后能立即得到隔离，以及在挚爱的陪伴下接受治疗。”他续说︰“我们希望这名同事最终没有受感染，而这件事只会是一宗事例，她将可继续她的生活。我们恳请公众和传媒尊重她不公开身份的要求。” 基于医疗保密的理由，并为保障该工作人员及其家人的私隐，无国界医生目前不会再作任何进一步评论。
11-20 | 组织指出，在出现新个案后作出快速而协调的行动最为重要 在11月11日马里首都巴马科（Bamako）收到一宗新的埃博拉感染个案后，无国界医生已扩大其队伍及工作，以阻止疾病进一步扩散。 无国界医生警告，快速而协调的行动对于遏止新的疫情，是最为重要的，尤其是在发现一宗新个案后的首数天。马里的疫情爆发至今，已收到6宗死亡个案，其中4人确诊感染埃博拉，另外两人为疑似个案。这尚未包括当地的第一宗个案，即一名从几内亚到马里城镇卡伊（Kayes）的两岁女孩。 一名在无国界医生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埃博拉病人今天去世，另一名怀疑感染埃博拉的病人则被接收到中心。无国界医生正与马里的政府疾病中心CNAM，共同管理这间治疗中心。 无国界医生为来自CNAM的马里籍员工，就埃博拉病人的护理提供培训，同时监督设立用来接载病人的救护车系统，和组织安全的埋葬。无国界医生亦和马里当局及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参与追踪曾与感染者接触的人士。
5-30 | 西蒙（María SIMÓN）亲身见证到中非共和国历时超过一年的冲突日渐恶化。过去7个月她于中非北部的卡博（Kabo）出任无国界医生的救援行动统筹一职，她承认这工作很不简单，比之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工作更艰难。这篇访问会说明一切。 告诉我们你这次在不同时段的重要经历吧。好的。我在10月到埗的时候，反巴拉卡（anti-Balaka）民兵部队已经向塞雷卡（Séléka）联盟发动攻击，然后取得政权。那份不知将会发生什么的紧张气氛弥漫空气之中。所有在班吉（Bangui）发生的事情都会在全国产生回响。11月的时候，基督徒与穆斯林关系愈益紧张，到12月终于爆发。政府更迭、反巴拉卡部队的袭击，以及塞雷卡的撤离，使很多塞雷卡的成员组成了多个不受控制而且非常危险的组织。 同时，我们目击千百辆载满穆斯林人的卡车驶向乍得流亡，寻找能保住性命的栖息地，实在可怕。
11-28 | 无国界医生评估发现，考虑到目前索马里局势不稳，有五分之四的达达阿布难民不愿意返回索马里。 国际医疗组织无国界医生表示，就肯尼亚的索马里难民自愿遗返工作达成协议，可以是正面的一步，但绝不能透过削减向难民的援助来促使他们接受自愿遗返。 联合国、肯尼亚和索马里于11月10日签定的协议，概述了自愿遣返数以十万计难民回到索马里的实际和法律程序，当中很多难民是在达达阿布这个肯尼亚最大的难民营出生，或已在营内住了22年。无国界医生指出，虽然将难民重新融入索马里，可以是解决索马里难民问题的一个实际而可持续方案的一部分，但维持向难民提供援助亦应被放在议程的前列位置。 无国界医生救援行动总监卡布罗尔医生（Dr Jean-Clément CABROL）说，“没有人会选择过难民的生活，而大部分难民仍在靠政府和救援组织提供的援助来挣扎求存。任何遣返的决定都应该是自愿和乐意的，而不应以削减援助来迫使他们接受遣返。” 无国界医生表示，要具体落实该份三方协议，有一些地方值得关注。
11-25 | 在哈斯科沃（Haskovo）省的索菲亚（Sofia）和哈尔曼里（Harmanli），无国界医生救援队伍目睹收容中心环境恶劣，难民医疗援助严重匮乏。由于情况紧急，无国界医生在保加利亚首都及东南地区的3所收容中心开展医疗工作，并分发救援物资。无国界医生呼吁保加利亚及欧洲当局寻找迅速、确切的解决方案，改善寻求庇护者的收容中心的环境。 自1月起，近1万名入境者抵达保加利亚，绝大多数是叙利亚人。许多逃离战争的叙利亚家庭抵达保加利亚后精疲力竭，因为他们必须在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边境控制区寻找道路，才能前往保加利亚。无国界医生保加利亚项目总管科斯欧尼（Ioanna KOTSIONI）说，“对于难民，包括逃离战争的叙利亚人，现在想要抵达欧洲变得不太可能。希腊正在修建高墙，保加利亚也即将行动，迫使最绝望的人们寻找更危险的路线，比如爱琴海上的岛屿，前往各国。” 抵达保加利亚后，数以百计的难民发现，他们的唯一选择是睡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帐篷，由于收容中心已经爆满，其它人则拥挤在弃置的校舍里。科斯欧尼说，“尽管保加利亚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收容中心的环境仍无法令人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