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 | 无国界医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的北基伍（North Kivu）省，通过展开对受影响地区的病患、患者家庭及其社区有帮助的行动措施，以支持该国针对新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应变行动。无国界医生在北基伍省的医疗应对行动负责人沙胡德（Homam Shahhoud）解释道：“我们现正协助位于文吉（Vungi）卫生区的马坦达（Matanda）综合医院，以及位于穆尚加（Muchanga）卫生区的穆尚加卫生中心改善病患分流、早期识别、诊断和收治，以照顾可能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我们会提供他们有效的治疗，以增加其生存机会，并减少因疾病而产生的痛苦。”“我们正和当地家庭合作，根据他们暴露在感染风险的程度，辨识确诊病人的接触者，以最适当的手段保护他们避免受疾病感染，并在必要时提供他们隔离措施，及在出现症状时立即就医。我们也会协助在加多亚（Katwa）卫生区及其他受疫情影响地区内的现有医疗设施，加强感染预防及控制措施，并减低此种致命疾病的扩散。”
1-11 | 萨金特（Kiera Sargeant）曾担任无国界医生在苏丹的医疗统筹，以下她会介绍无国界医生如何在埃塞俄比亚边境应对难民危机。 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发生了什么？“2020年11月初，来自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Tigray）的难民开始从哈姆代特（Hamdayet）和卢格迪（Lugdi）进入苏丹。起初难民数目不多，但后来每天增加超过1,000人，至今已经有超过55,000名难民从埃塞俄比亚提格雷抵达苏丹。难民都留在卡萨拉州（Kassala）和加达里夫州（Gedaref），而加达里夫设有两间官方常设营地，分别是乌姆拉库巴（Um Rakuba）营地、以及新设立的塔尼德巴（Al Tanideba）营地。把难民从边境接待营送到位于加达里夫的官方营地，需时约10至15小时。” 无国界医生如何应对难民潮？
12-28 | 在希伯仑省（Hebron）“C区（Area C）”，当地社群因各项行政措施限制和交通不便，难以获得基本医疗服务，对妇女的影响尤甚。 约旦河西岸有超过一半地区被划为“C区”，即军事与民事的管辖权均由以色列政府控制的一片区域，在此，约30万名巴勒斯坦人散居于各小型社区，难以获得医疗服务，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人需要依靠流动诊所提供的基本医疗护理。即使前往最近的诊所，实际路途也很远，而且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人们往往要支付难以负担的交通费。另外，当地道路情况恶劣，车辆很难通行，所以救护车也无法前往有需要的社区。如人们需要求医，即使是孕妇，也需要提前准备好一大段时间。位于希伯仑C区的马萨费尔亚塔（Masafer Yatta）长期欠缺医疗服务，曾有当地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流动诊所服务，却因经费遭到削减，或由于政府实施更严格法律管制而被迫暂停。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当地的医疗系统负荷更大，难以应付庞大的医疗需求。
12-4 | 20年前，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在南非还是罕见的奢侈品。因为治疗成本太高，以及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强烈反对提供抗病毒治疗，人们无法在公立医疗设施里获得抗病毒治疗。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很多人因此丧生。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环境已经截然不同。现在南非有全球最大的抗病毒治疗项目，为超过500万人提供治疗，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也从2000年的15万，以及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时的30万，降至2019年的7.2万。 虽然变化显著，但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降低到预期的水平。在南非，艾滋病仍然是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人仍然在艾滋病晚期才来到医疗设施。在非洲，艾滋病也仍然是人们住院、甚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全世界范围内，2019年仍有69万人死于艾滋病。 为什么至今我们仍不能阻止这些死亡？我们能做些什么？ 过去10年里，人们关注诊断艾滋病感染者，以及为他们开始治疗。
12-1 |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儿童和青少年面对歧视尤为脆弱，也容易因疾病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从而难以坚持接受抗病毒治疗。在非洲国家马拉维，无国界医生的“青少年俱乐部（Teen Club）”为年轻的感染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接受艾滋病治疗和跟进护理、实验室检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他们可以和境况相同的伙伴分享对抗病毒的经验，而其中更有一些人已经担起做小组导师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