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9 | 缅甸军队实施的暴力和威吓，正营造一种恐惧气氛，并阻碍艾滋病人获得救命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郭丁芒瑞（Ko Tin Maung Shwe） 是一名同时患上艾滋病毒和丙型肝炎的高危病人。他需要定期获得医疗咨询以观察病情，并服药控制症状。但自2月1日军方掌权以来，定期复诊和取药变得越来越困难。郭丁芒瑞说：“现在的路途不像从前那么轻松。过去我什么都不用担心，但是我现在连在街角拐弯都要分外小心，因为军方会检查汽车、电话和人。我感到害怕，必须在出门前打电话了解路线情况，如果一切安好我才会出去。”“如果我没法去到拿药的地方，便会因无药可服而死去。我必须靠这种药保住性命。”郭丁芒瑞住在缅甸的经济首府仰光的Thaketa镇，经常去他家附近的Thaketa医院内一间由无国界医生员工负责运作的诊所。但与全国大多数公共设施一样，诊所目前几乎无法运作。过去几周军方占用医院场所，工作人员和病人都因担心自身安全或被逮捕而拒绝前往，而很多在该诊所工作的医生和护士，都因反对军方夺权而罢工。然而，郭丁芒瑞不能停止接受治疗。 由于医院关闭，无国界医生正利用其仰光办事处，为他和其他情况类似的病人，提供医疗咨询、血液化验和药物治疗。
12-4 | 20年前，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在南非还是罕见的奢侈品。因为治疗成本太高，以及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强烈反对提供抗病毒治疗，人们无法在公立医疗设施里获得抗病毒治疗。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很多人因此丧生。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环境已经截然不同。现在南非有全球最大的抗病毒治疗项目，为超过500万人提供治疗，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也从2000年的15万，以及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时的30万，降至2019年的7.2万。 虽然变化显著，但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降低到预期的水平。在南非，艾滋病仍然是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人仍然在艾滋病晚期才来到医疗设施。在非洲，艾滋病也仍然是人们住院、甚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全世界范围内，2019年仍有69万人死于艾滋病。 为什么至今我们仍不能阻止这些死亡？我们能做些什么？ 过去10年里，人们关注诊断艾滋病感染者，以及为他们开始治疗。
12-1 |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儿童和青少年面对歧视尤为脆弱，也容易因疾病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从而难以坚持接受抗病毒治疗。在非洲国家马拉维，无国界医生的“青少年俱乐部（Teen Club）”为年轻的感染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接受艾滋病治疗和跟进护理、实验室检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他们可以和境况相同的伙伴分享对抗病毒的经验，而其中更有一些人已经担起做小组导师的职责。
8-24 | 26年来，无国界医生都是缅甸主要的提供艾滋病治疗的机构之一，现已经将其在仰光的艾滋病项目全面移交给卫生和体育部（MOHS）下属的国家艾滋病项目（NAP）。 无国界医生自1992年开始在缅甸工作至今，也是首个进入缅甸的国际非政府组织。1994年，无国界医生开始在仰光进行艾滋病的护理和健康教育，提供性传播疾病的筛查和治疗。2002年，无国界医生成为该国首家提供抗艾滋病毒治疗（ARV）的机构，并长期运作缅甸最大的艾滋病治疗项目。无国界医生在仰光的永盛（Insein）诊所和打基达（Thakata）诊所共治疗了17,000多名患者，其中许多人从该国其他地方前来接受治疗。无国界医生于永盛的诊所在2019年6月关闭，打基达诊所则在2020年6月底关闭，分批将艾滋病治疗的工作交回缅甸当局。 现时缅甸的国家艾滋病项目有能力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令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接成为可能。在敬业的工作人员的持续努力下，无国界医生为国家艾滋病项目的分散治疗点进程作出了显著贡献。近年来，随着国家艾滋病项目、国家结核病项目的能力提升，病人被转入国家艾滋病项目下离病人家更近的诊所。这种将病人分散到各地治疗点的护理模式，对于确保患者能够获得并坚持治疗起了重要作用。
6-12 | 无国界医生（MSF）表示，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 Natal）小镇埃绍韦的艾滋病/结核病治疗项目，提前一年达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IAIDS）制订的“三个90”1的目标。无国界医生针对这个以社区为本的艾滋病/结核病治疗项目，进行后续调查，成果为90-94-95，意思是：90%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了解自己的状况；而其中94%艾滋病感染者现正接受抗病毒治疗；而他们当中的95%已经抑制住病毒载量（viral load）。这些结果印证了无国界医生的观点：小区层面的介入，能够成功接触及直接支持更多未能接受常规医疗服务的人士——这是控制艾滋病疫情的关键。 “三个90”目标是反映一个国家是否成功应对艾滋病的重要指标，根据南非人文社科研究委员会（HSRC）在2018年的数据，以往南非的全国数字估计为85-71-86。
